無所事事的日子裡，楊度跟著從湖南老家來北京的老同學齊璜學起了繪畫。齊璜時以自號「白石山人」享譽京城——當年，正是楊度把這位未來的大畫家召請到京城來的。不過楊度的美術天賦似乎不咋樣，現今的人們沒聽說過誰手裡有楊度的畫作。倒是一方方傳下來的楊度的印章讓方家看得佩服，原來這正是他的老同學兼老師齊白石為他篆刻的——齊大師對自己的刀功頗為自負，曾自號「三百印石富翁」。
女兒楊雲慧回憶過：「父親曾寫了六句話，經裝裱以後懸掛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表明心跡。」
這六句楊氏自白是：
隨緣入世
滿目瘡痍
除救世外無事
除慈悲外無心
願做醫生
遍醫眾疾
訪客們真的看不出，這個天天談佛說禪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還是想「入世」！
是喲，你想讓這個「除救世外無事」的人物總是憋在家中，豈不誤己又誤國？
於是，一位南方來客的叩門聲，又將楊度從玄妙的佛學世界拉回到紛亂的現實社會中。
來人乃劉成禺，楊度在日本留學時結識的朋友，第一屆國會議員，後因反袁而南下，受到政府通緝，成為廣州的非常國會議員，時任孫中山的大元帥府顧問。這位不速之客帶來了孫中山的緊急呼救。
彼時的南方割據政權，禍起蕭牆，執掌軍事的陳炯明將軍與孫中山反目且炮轟了元帥府！實力不濟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軍吳佩孚部與陳炯明聯手，故急遣密使來京找到楊度，請楊儘力設法說服吳師長的頂頭上司、直魯豫巡閱使曹錕，令其萬勿與陳炯明合作。此為民國十一年（1922年）的事。
真是「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無人問津，南方卻委以重任，楊度久已熄滅的政治熱情一下子又被孫中山的求援點燃了！這個「除救世外無事」的人立即忙碌起來，除鼓動在「曹營」當幕僚的同窗兼好友夏壽田去遊說直系大將王承斌等人外，他還親自跑到保定的直魯豫巡閱使署去遊說憨厚的曹大帥。曹錕雖無文化，但崇尚文化，尊重士人，當初楊度潦倒時，他曾特意贈其兩千銀元以渡難關。不知是楊度的政治設計太天衣無縫，還是那位布販子出身的曹大帥過於厚道，前去掃蕩南軍的吳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動了。
孫中山和國民黨因此躲過鬼門關。
甘心效力國民黨，當然也是為了踐約——當年在日本時不就對孫中山說過嘛：你若成功，我就放棄原來的主張，全力幫你！所以，脫險跑回上海的孫中山曾額手慶幸說：
楊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諾言。
孫中山的信賴，使楊度又看到了實現「帝王學」的機緣！他本來已經下定決心，不怕寂寞要做職業佛學家和書法家，現在，卻另有新的奮鬥目標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孫中山，主動提出要幫助國民黨！孫中山自然喜出望外，但國民黨內卻有人懷疑楊的動機。總理連忙通電黨內幹部，親為解釋：這會兒楊度是鐵了心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了，希望你們不要拿他往年不屑於加入本黨的事來懷疑他。孫氏原話是：
（楊度）此番傾心來歸，志堅金石，幸勿以往事見疑。
當初在日本，孫總理怎麼求你加入組織你都不屑於「入彀」，而今，沒等人家來「發展」，你倒主動找上門來要幫「亂黨」。真此一時，彼一時也。
民國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楊度獻上的輓聯，照例引起人們的圍觀：
英雄作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
沒有過譽之詞，只有真實感嘆——嘆英雄早逝，嘆國事混亂，細心人還讀出，他更在嘆逝者一生其實並未成功，不然，何須反問「自古成功有幾」？他所認識的國民黨總理，無疑是更近真實的一個人，而不是後來被國民黨供上神壇的偶像。
楊度私通「赤黨」的事兒，北洋巨頭們誰也不知道啊！
取代了黎元洪當大總統的曹錕就根本不知道，他一直相信楊度是「自己人」，甚至還將其委任為自己的政治顧問呢！段祺瑞也不知道，要知道的話，就不會下派他去自己老家安徽省任省府秘書長。粗獷的山東督辦兼省長張宗昌就更不知道了，民國十五年（1926年）春，就任直魯聯軍總司令的張勳，將楊度聘為本軍總參贊。一時間，楊氏又僕僕奔走於京、津、濟之間。到「東北王」張作霖主持北京政府時，楊度又成了這位安國軍總司令聘任的「政治討論委員會」專職委員。
甭管誰當權，總拿楊度當國士敬著。
據說，連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老婆都不知道的「三不知將軍」張宗昌，卻知道尊重文人，對楊總參的話，一度言聽計從。
安國軍政府主持北京政府以後，曾以「宣傳赤化」為罪名，於百日之內，連續抓走京城著名報人邵飄萍、林白水和成舍我。邵氏被捕後，楊度曾聯絡報界諸人為之求情，未果。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對邵氏摻和郭松齡兵變深惡痛絕，僅兩日即下令將邵處決。林白水觸怒的是張宗昌，身為安國軍二號人物的張宗昌副總司令，面對前來求情的說客，統統示以白眼，只有楊度出面求赦時，才轉出了黑眼珠，命人打電話通知行刑隊：槍下留人。只是半小時前行刑隊已經把林白水綁赴天橋刑場執行完了，楊度的願望落了空。不過，好在楊度總算說動了老張，把成舍我交保釋放了。
武夫當國的政治局面，很令楊度傷感，他曾對友人大嘆：
吾儔不武之人，不過附屬，遇事寧有多效？可慚已極！
既如此，孤傲的楊度何苦要依附於軍閥巨頭？從他的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可以讀出，其動機絕非賣身求榮：
度雖有救國之心，然手無斧柯，政權、兵權皆不我屬，則亦無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執掌政權的軍人，讓自己手有「斧柯」，實現自己的「救國之心」。
然而，他也忒大膽了！利用那幾位智謀不足的大老粗對自己的信任，竟然鼓動曹錕除掉吳佩孚，鼓動張宗昌投靠國民黨！
就在他把張宗昌哄得有些迷糊之際，安國軍第三軍團軍團長張學良趕到濟南與張宗昌會商軍務。「少帥」已經知道張副總司令身邊的楊總參居心叵測，所以，放出狠話：「請楊晳子少出主意，當心腦袋！」
圖未窮而匕已現，楊度只得借故請辭。
楊度五十二歲那年，京城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政府突查了東交民巷裡的前俄國兵營，逮捕並處決了李大釗等人。
一向反對革命的楊度自然不贊成李大釗接受馬列主義，但在他眼中，無論是李大釗，還是上一年遇害的報人邵飄萍、林白水，都是當代縱橫家，是靠筆杆子和遊說來影響政府決策的名士朋友。他不會唱「英特那雄耐爾（英語iional音譯）就一定要實現」（《國際歌》歌詞），但他尊重朋友的選擇。
北洋時代，士人們似乎都如此相處，即相同社會地位的朋友是不問信仰、不計利害甚至也不講私德的。朋友可以筆戰，但從不影響私交。陳獨秀以入青樓為樂，李大釗以敬老妻為榮，但兩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胡適之提倡新文化，章士釗固守舊傳統，但兩人照樣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
前面說了，北洋時代後期的楊度已經是國民黨安在北京政壇上的一個內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儘管也時有吵鬧，但在蘇聯人的撮合下，那時正在度蜜月，所以，無論於公於私，楊度都不可能不為李大釗的被捕而著急。所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變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楊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長女的婚宴。席間，楊度無意間問起當過外交總長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聞？
汪模稜兩可地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神情有些自得。
楊乃追問：此話怎講？
汪遂湊近楊，耳語：張大帥（張作霖）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將派員進入蘇聯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說完之後，汪再三囑咐：此事須要保密！
楊度知道李大釗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慘案之後，即躲在蘇聯人那裡，所以驚聞此訊，迅疾託辭離席。回家之後，偏偏又遇上來客，只好應酬了半天。打發走客人後，他一邊親往國民黨北京市特別黨部書記胡公鄂那裡去報信，一邊派大兒子楊公庶去章士釗家通報——他知道，章與李兩「釗」雖因「三·一八」慘案不復交往，但章夫人仍與李大釗有聯繫，況且大難當頭，章氏不會不管不問的。
前段時間，為躲避段祺瑞執政府的通緝，李大釗與妻子兒女寄身於蘇聯使館裡，他領導的國民黨市黨部的骨幹人員也都在該使館旁的舊俄國兵營里躲著。
按說，楊度報信的時間並不算晚——從4月4日當晚送出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