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只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
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里留下點名聲的人。曾見過一套前幾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啟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用。
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樑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麼家。國士的「證書」是靠當時的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只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應運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
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背地裡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喏，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
楊度確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時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幾段說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數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書請與倭奴戰。
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相雜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繞著紅領巾的小學生，而是現今的「青年」。古代經典里的「少年」，說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棄疾的「少年不識愁滋味」和岳飛的「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無不如是。民國初期王光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和趙世炎、陳延年、周恩來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產黨」，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對了，清朝那會兒，「幼童」大約與現在的「少年」相對應。
楊度用韻文昭告了他的家世與留學日本前的履歷。
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世代務農，為鄉紳之家。至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楊度祖父楊禮堂入湘軍，從哨長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戰死疆場。楊度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祖父征戰南北，官至正二品的總兵。父親楊懿生在曾國荃營中做過文案，即連隊文書。所以楊度說他家「數世皆武夫」。楊度年方九歲時，父親病故，楊度與妹妹楊庄被伯父楊瑞生帶到駐守地歸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數年後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將軍府邸，他將名字改為了「楊度」。
楊氏兄妹時以「才男」、「才女」享譽鄉里，被本省碩儒王闓運一併納入門下。
楊晳子遇上王闓運，可謂一生最重要的人際相逢。王夫子號湘綺，人稱「湘綺老人」，是公認的國學大師。他素抱帝王之學，據說曾策動曾國藩擁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問出身，與楊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後來給袁世凱當過大秘書的夏壽田和鄉間木匠兼人像畫師齊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楊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脫無羈的老師，想不立大志都難。他以天下為己任，苦讀經、史、子、集，並深研帝王學，時刻準備著，為成為一代帝師而努力打基礎。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學，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說戰國時期奔走於各地的那些憑三寸不爛之舌縱橫捭闔的「縱橫家」，只說晚清，即有多少智者僕僕於此途中？竭力輔佐光緒皇帝的康有為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康有為之後，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數這位楊晳子了。此後話也。
十八歲那年，楊度離湘赴京遊學。他在詩中說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區。第二年，他參加了順天府鄉試，中舉人，很是少年得志。但兩年後的會試，他卻落第。彼時，甲午戰爭失敗的悲憤氛圍正籠罩著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拒絕與敵國日本議和，此為他參與政治活動之始。
返湘後，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縣船山書院，又是數載寒窗。其間，維新派二號人物梁啟超應聘來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梁雖名滿天下，卻只比楊度大一歲。兩位年齡相仿、志趣相投、政見相同的「少年」，雖學問上各從師說且每有辯論，卻自此結為至交。轉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緒帝賞六品銜，調往京城與維新領袖康有為主持變法大業，而二十三歲的楊度則二度赴京趕考。
是年，「戊戌變法」以慈禧太后發動了政變而流產，光緒帝被幽囚，康、梁潛往海外避難，楊度的同鄉好友譚嗣同等六位維新派京官則在京城菜市口刑場身首異處。
沒有資料表明那一年梁啟超或譚嗣同與楊度曾在京師相聚，但兩位好友的悲壯從政經歷，無疑會給志在救國的楊度以極多的啟迪。
「庚子之亂」後，太后幡然悔悟，興辦新政。湘省一向領風氣之先，巡撫大人便每與德高望重的湘綺老人相商派遣優秀少年留學東洋事宜。「因此楊有良好機會獲知新政新學，對於他的思想甚多新啟示，更形成他經世致用捨我其誰的壯志。」（台灣史學家吳相湘語）隨後，湖南省有志且有錢的少年們紛紛東渡。已經不滿足於坐而論道的楊晳子，為尋「今日夷務應付之方」，不顧恩師和妹妹楊庄（時已成為王闓運的四兒媳）的反對，毅然自費赴日本，入弘文書院速成師範班留學，成了黃興、胡元倓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楊氏二十七歲。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池中長大的楊度，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潤，終於一飛衝天，成了騰游於20世紀初中國上空的一條思想之蛟龍。
這個以「勤學」著稱的師範生，學習五個月結業後，即三次與考察過清國教育的日本高等師範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辯論滿漢關係、政治改革、教育方法諸問題，並敢於為日本人所著的一本教育專著作序，顯示出極高的膽識與文采。結業後，他曾返回國內，在上海向蘇松太兵備道袁樹勛申辦《遊學譯編》並獲成功。當時，上海為松江府轄下的一個縣，蘇松太兵備道即分管江蘇省蘇州、松江、太倉一帶的最高軍政首長。在日本辦一本期刊，需要向國內地方政府預先報批，這實在超出了我們的想像！重返日本後，他即在黃興等湘籍留學生精英的支持下創辦了《遊學譯編》，此為各省留學團體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落款「湘潭楊度」的《敘》（今作序），他明確表示其辦刊宗旨：要將被外國人蔑稱為「老大之國」的中華「一變而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國」。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思想性的編譯文章和自撰的時評與白話小說。史家吳相湘稱該刊「在當時嚴肅刻板的士大夫社會中實為空谷足音」，可見影響之大。
正是在日本，楊度開始了其長達三十年的「經濟」生涯。
「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與治理國家意思相似，與今日盛行的從日本販來的「經濟」——社會物質生產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
楊度留學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清朝統治者已痛感人才之匱乏，而正常的科舉制度又無法為各級政權提供優秀的後備幹部，於是，便接受了貴州學政嚴修等人數年前的提議，下詔舉行「經濟特科」考試。此「經濟」為我中華原版的「經濟」，即專為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而舉行的一次全國性的特別考試。經濟特科的開考，繞開了既有的選拔官僚的八股科舉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官員和各省督、撫、學政，必須保薦各地「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由皇帝審批後，詔令其晉京直接參加「殿試」（在紫禁城裡參加皇帝親自主持的考試）。
已有「經濟」名聲的湖南才子楊度，入闈特科考場並不出人意料，讓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總督錫良（滿人）薦舉給朝廷的。清時，湖南與湖北兩省的一把手是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或湖南巡撫、湖南學政等本土大員沒有向皇上推薦這位湘籍才子，而偏偏讓異地的旗籍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