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部以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的生平拍攝的電影《弗里達》里，我忽略了作為影片主幹的那些情事——她和畫家裡維拉持續終生的愛情，對托洛斯基那種近乎膜拜的愛戀（傳記里還能提供更多讓她被當做蕩婦的戀情或者性事），也忽略了她最得意的時刻——穿著艷麗的衣裙，躺在擔架上出現在她畫展的現場，我只是緊緊盯著她作畫的那些場面，手指都快要摳進椅子的扶手裡去。
她十八歲那年遭遇了一場車禍，使她脊柱、鎖骨、肋骨斷裂，骨盆破碎，右腿十一處骨折，病痛從此就成為高懸在她頭上的利劍，時不時召她回去接收警訊，她一生中大約經歷了三十次手術，到1954年離世，始終被疼痛困擾，她一直帶著疼痛作畫，躺著畫、半側著畫、趴著畫、把畫框懸掛在頭頂上畫，以各種能夠使疼痛減輕一點的姿勢畫。
同樣的感受，還發生在葉凡去世的時候，我緊緊盯著新聞里這樣的字句：「住院期間她到澳門、廣西等地演出六七次，最後一次是11月11日在石家莊演出，當時已高燒四十攝氏度，但堅持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後一次演出」，「演出之前她發高燒，上台前我們用酒精給她強制退燒，她還是完整地唱完了一首歌，然後就燒得不行了，以致病情轉入危急」。
已經擴散到了肝、肺、骨頭、腰椎，即便打上杜冷丁，也痛得讓人發狂，可她還要打扮停當，在北方十一月的天氣里，穿上晚禮服上台去唱歌。普通人會怎麼想？不可理喻？爭當春蠶到死絲方盡的模範？
不畫不唱可以嗎？不，不畫，不唱，她們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終於找到突圍之路，就要緊緊抓住。疾病已經不可能逆轉，生命的終點遙遙在望，此身既不能化為淡青色的山脈，嗚咽也不能喚起松濤的合唱，誰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為億，讓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卻有時間流走的聲音如此驚心。創造，是唯一的自救之道。甚至那些發生在弗里達身上的，近乎癲狂的性事也是。
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畫，臨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張作品，肺結核肆虐時期的音樂家一定要寫，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燒，三五年的作品總量超過後世音樂家半生所為。就好像，伊迪斯·皮亞芙一定要唱，她說「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還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體出了問題後，抓緊時間開始巡迴演唱，就好像，路遙一定要吐著黑血寫作，不寫，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末期，掙扎著站上講台講課——他有個曾經震動華夏的名字，叫蔣焦影（甘肅模範教師，帶病上課，累死講台）。
若非身臨其境，你一定當那是種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態。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讓剩下的時間盡量豐盛起來，讓生命的密度盡量瓷實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對抗人生終極問題「人生意義」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覺的唯一路徑。
席慕蓉寫過，她向別人請教如何能讓花開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幾刀，再在傷口撒上幾把鹽」，她這麼做了，那個夏天，花開得近乎瘋狂。任何物種，在遭遇危機的時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繁衍，竭力開花結果。要對抗冰雪，就用花朵，對抗刀斧熔漿，就用花朵，對抗時間，就用花朵。此時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開花結果。儘管他們告訴我，宇宙生滅輪迴，不留痕迹，一切華美都是浪費。
真要仰天長謝，所幸所幸，我們還有這樣一條自救之道。就如尤瑟納爾在《東方故事集》里寫下的那個故事——《王佛保命之道》，畫家王佛，在即將被皇帝砍頭的時候，開始描繪大海，並乘著一葉扁舟從畫出的碧海中從容離去。
那是神話現實里的保命之道，卻也是更為玄妙的人類自救之道。甚至是唯一的自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