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最壓抑的香港黑幫片里，也總有一幕令人忍俊不禁：污點證人住進醫院，必有粗壯彪悍的男殺手假扮女護士，搖曳生姿地走到醫院去，下毒、拔呼吸器，或者開上一槍。
不是也有男護士的么？或者女殺手？為什麼總要男人假扮女護士？我的理解是為搞笑，為勾引觀眾的護士幻想，為在嚴肅緊張中，點染一點黑色幽默。所以編導也安排群眾演員頻頻回首，狐疑地注視著目不斜視行走在醫院中的身型魁偉的假女護士，表示編導其實也是有意。只是難為了服裝師，從哪裡找的那麼大碼的高跟鞋？
但這未必是沒有現實基礎的，現實中的笨賊，也真是熱衷於假扮女護士。福建有個竊賊，發現醫院守衛鬆懈，便潛入醫院女護士更衣室，換上全套護士服，步入門診大廳，將放在牆角的電視拆線抱走。不料在街上遭遇巡邏隊員，被發現臉上有鬍子，最終束手就擒。但事後連辦案警官都百思不得其解，大廳並沒人值守，直接抱走電視也無人過問，卻要大費周章假扮護士，而且是女護士，為什麼？又有一個遼寧男人，為了謀殺情敵，先用鐵鎚將其打傷，待其住進醫院，又假扮女護士混進病房，在被害人母親的眼皮底下，把輸液瓶換成了劇毒溶液，總算滅了心頭大患。但事後連網友都萬分困惑，為什麼不扮男護士？為什麼要多冒一層風險，假扮女護士？
大概是詞語的力量——當我們想起「護士」，首先想到的，總是「女護士」。即便男護士日漸增多，「護士」這個詞仍被我們下意識地指向「女性角色」。習俗和習慣潛入到了詞語里，成為詞語的一部分，即便這個習俗已經發生了改變，它對詞語的影響卻還要過好一陣子才能消失。即便是在生死關頭假扮護士，腦子裡那個已經成為下意識的「女護士」，仍執拗地指揮著當事人，要費盡周折穿上女護士的服裝，並且毫無變通迴旋的餘地。詞語無處不在，永遠在場，即便是在它所指涉的實物已經發生改變和偏移時，仍然以它的方式對我們的認知和行為實行監控。
我們知道「優質」的東西未必優質，「安全」的地方未必安全。網站上那些標為「正品」字樣的東西都是什麼來歷，卻仍然身不由己對被這些詞語修飾的物品多加一點相信。我們也知道摻了東西的奶粉其實已經不是奶粉，但超市處理那些「9月14日前生產的乳製品」時，仍然有人成箱地抱回家去。在命名上，它仍是奶粉，區別只在「9月14日前」或「9月14日後」。我們也知道「假藥」其實已經不是葯了，「葯」和「假」存在荒謬的相悖關係，但我們依舊得稱呼它為「假藥」，因它曾經自稱是「葯」。詞語的魔力來自於它是命名，是一項承諾，但在命名被否決、承諾被推翻之後，這魔力卻依然久久保存。連這點相信都失去，就將淪入信無可信的空茫境地。
所以，當梁文道先生所說的「言詞與事實的隔離」已經普遍地發生的時候，當護士已經不一定非是女人不可的時候，我們仍下意識地要假扮女護士，仍然要對詞語的承諾，寄予魂斷藍橋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