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歐洲導演，同樣以底層生活為作品題材，我喜歡比利時達登內兄弟，卻討厭義大利導演伊托·斯高拉。後者有一部著名的電影《討厭，骯髒，下流》，講述義大利棚戶區貧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獲得了1976年的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但我看過它之後，卻覺得異常反感。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反感的由來，直到我看到了長平的文章《假如窮孩子窮得連故事都沒有》。
文章里的窮孩子，是雲南山區的孩子，因為沒有新鞋子穿，每個冬天都要挨凍。他們的老師拍了一組照片，寫了動情的文章，發到了網路上，引起了注意，由此得到了捐助，孩子們收到了許多鞋子。長平認為，這是我們社會的悲哀，「一個人要窮出故事來」，才有可能引起媒體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援助。我們不過根據這些故事，來決定我們的幫助。所以，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屬，到報社求助時，編輯和記者會幫助他們策劃一些故事，賣身、賣腎、賣終生當牛作馬，是好心，也是無奈。不然，就沒有新聞點，不然，就沒有故事。人窮可以志不短，卻不能短了故事。
從那時候，我懂得了達登內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間的區別，達登內兄弟是從底層角度出發拍電影，他們的作品因此缺少故事性，而伊托·斯高拉是從底層之外看底層，因此熱衷於故事性，甚至是懷著興高采烈的態度去發掘故事。《討厭，骯髒，下流》讓我反感，是因為那裡面的所謂底層充滿故事，他們偷情，他們亂倫，他們互相下毒，他們把孩子圈在欄里胡亂地養大。他從他們身上取得的，無非是一個又一個讓人驚駭的故事。他固然是一個藝術家，他也是一個掠奪者。
由內往外看和由外往內看，從低處看和從高處俯瞰的區別，大概就在這裡。而之所以想到這些，是因為我們總能看到故事。前段時間，有個十一歲的女孩，母親患了腎病需要換腎，這個從六歲就開始練習書法的小女孩，打算靠書法作品的稿費為媽媽治病，終於感動媒體，一個義賣會為她而辦，她通過賣自己的書法作品，終於籌到醫藥費。
她確實是幸運的。貧窮是容易的，找到故事是艱難的，請求幫助的人是眾多的，被發掘出故事的求助者是寥若晨星的。如果再有一個需要幫助的家庭出現，就只好像長平指出的那樣：「除非你再找到一個更好的角度，講述一個更動人的故事，否則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媒體給出同樣熱情的相助。」這個孩子已經用掉了寫書法這個素材，下一個孩子，只好畫畫。
沒有經常性的、更普遍的救濟制度，只依靠同情，結果就是這樣。我們的同情不是針對貧窮，而是針對故事，我們有同情心，我們同時也是掠奪者。我為我們對故事的渴求感到反感，但卻無能為力。於是，下一個孩子只好畫畫，下下一個孩子只好裸奔，下下下一個孩子，只好橫渡大西洋。人生在世，必須努力成為有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