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肖邦有關的兩部電影《一曲難忘》和《愛的渴望》里，我都沒看到我想要看見的東西。
除了幾聲較為激烈的咳嗽，我沒看到那個佔據他生命最重要位置的幽靈——肺結核的存在。我只看到他如何心繫祖國，如何與喬治·桑糾葛。但對於一個慢性病患者來說，真正與他靈肉合一的，不是理想與愛情，而是疾病。
他所生存的十九世紀，是文學和藝術的黃金年代，也是歐洲第一次肺結核發病高峰期。1827年，肖邦十七歲，他最小的妹妹愛米莉亞死於肺結核。1839年2月，他被確診患有肺結核。1849年10月17日凌晨兩點，他因肺結核去世。他早料到了這結果：「我離棺材比婚床要近，我的靈魂是平靜的，既然如此，我只有順從。」他沒等到他的祖國波蘭的強盛，更沒有等到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鏈黴素。
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後，沒有等到鏈黴素、甚至在最熱切的狂想中也沒奢望過鏈黴素的藝術家，還有很多。作曲家喬萬尼·巴蒂斯塔·佩戈萊西、盧吉·波凱利尼、卡爾·馬里亞·封·韋伯、帕格尼尼、格里格，還有斯特拉文斯基，都死於肺結核。如果把這張名單再擴大到文學和美術的領域裡，還得加上雪萊、拜倫、濟慈、契訶夫、史蒂文森、勃朗特姐妹、卡夫卡、蒙克。因為他們，肺結核一度被認為是藝術家的職業病，因為他們，人類在還不知道它是傳染病的時候，認為它和感情纖弱有關，並「使結核病一度被與年輕、純潔、熱情、憂傷和才華聯繫起來」。後代的科學家也因此認為：「肺結核與天才和創造性之間有一定的聯繫。」
1943年，在青黴素髮現十五年後，塞爾曼·亞伯拉罕·瓦克斯曼在土壤中發現了鏈黴素。從那天起，肺結核的治療有了特效藥。從那天起，文學藝術方面的天才們不再和結核、蒼白的面容、早夭捆綁在一起了。但是，肖邦沒有等到這一天，他沒有等到鏈黴素，屬於他的那條翠堤上，春天晚來了一百年。
鏈黴素出現了，異煙肼（1952年）出現了，利福平（1963年）出現了，但有些人沒有等到。那些等待中的個體的感受，已經無從想像。我們已經無法知道，「黑死病」蔓延的時代，窗外不斷有人拖著屍體經過的時候，一顆敏感的心如何自處；也無法知道，肖邦在知道自己命不長久的時候，如何兼顧創作以及與喬治·桑的感情糾葛；更不會知道，蕭紅在《小城三月》中為什麼會寫下這樣的段落：「假若春天稍稍在什麼地方流連了一下，就會誤了不少的生命。」而她，也是在亂世中，在亂世的香港，死於呼吸道疾病，她也沒能等到春天。
而我們還在繼續等下去，等待春天，等待戰爭平息，等待屬於嗜肝病毒、艾滋病的「鏈黴素」。在這全人類與生俱來的等待、消耗中，我們小小的痛楚，又何足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