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表現出來的痛苦，其實都不是痛苦，甚至，有可能恰恰遺漏了痛苦。
因為，影像有它的不足之處，它是給第三者觀看的，所以它是敘事的、斷裂的、跳躍的、提綱挈領的。它只攫取那些對它有用的情節點，因為觀看的人只要這些對自己有用的點。就像《深海長眠》和《潛水鐘與蝴蝶》，主人公因為種種原因癱在了床上，在它們的原型人物那裡（兩部電影都根據真實人物的經歷改編），時間一定非常緩慢，他們生活的主要部分，就是床上的靜默時光還有那些難以啟齒的種種不便之處。而一旦成為電影，我們感興趣的，我們看到的，只是他們和周圍人的交往、感情糾葛，他們的感悟彷彿詩，他們的時間也過得飛快，五年、十年、三十年，只要打上一行字作為提示，就過去了。真正的痛苦，其實被影像遺漏了。
就像四川汶川地震，它適宜呈現在影像中的，只是那些有情節的片段：得到了撫慰的悲傷，感激的笑容，搬運救災物資的場面，和慰問者握手時的欣悅。而這些場景都只是情節點，都會過去，身在其中的人，還要獨自面對重創之後漫長的煎熬。
人生的大部分，都是沒有情節的煎熬。有的時候，我很想知道，別人是怎麼度過那些沒情節、無意義的煎熬的。例如最壞最極端的那些時刻，經歷過一次大戰的那些人，知道這事沒完，還有第二次；窗戶玻璃上貼的防空襲的紙條都沒清理乾淨，果然又來了——這次更壞。那中間的幾十年，都是怎麼過來的？被後世當做戰爭史詩中的一個一個人，是怎麼面對瑣碎的日常生活和並沒因為戰爭而得到豁免的種種煩惱的？那種煎熬，是不是甚至會形成一種慣性？如杜拉斯說她母親：「一輩子都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儲存魚子醬。」她到底沒等來，好像樓上的第二隻鞋子始終沒落下來，她擔驚受怕地過了一輩子。
還有生老病死，還有生命中最糟糕的際遇，自己的錯誤決定，那都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是外星人入侵，那是肯定會來的，遲早要來的。而且這都不是電影，不是幾個鏡頭就能結束得了的，中間的日月流年，時時刻刻，都要熬著。潮水一樣的訪問慰問的人走了，更長的時間裡還是得自己挺著，痛苦酸楚，都是真真實實地在自己身上。經歷過這些的人，都是怎麼熬過來的？不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想不到，到了自己頭上也就明白了，人的忍受力真是無限的。從前，粉紅嬌嫩地依傍在父母親身邊的時候，想也想不到的那些事，黑白分明的世界觀里永遠容不下的那些事，最後也都忍過來了。
人的精力，花在什麼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結果的；花在忍受和煎熬上，卻多半看不到。人類大部分的勇敢和力氣，並沒用在衝鋒陷陣和經天緯地上，而都是用在這些看不到的地方。人生，猶如尤金·奧尼爾所說，是「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所以我們需要各種影像，因為即便在它表現痛苦的時候，它也設法遺漏了真正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