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會訝異於電影里那些對人類精微感受的精確描繪，例如義大利導演馬可·貝洛奇奧的電影《再見，長夜》里的某個剎那。
主人公安娜過著分裂的生活，白日里，她是公司職員，離開公司之後，卻是恐怖組織的成員。她和他的夥伴們一起，認為自己將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在他們組織最重要的一次活動中，他們綁架了一位政界要人，把他藏匿在城中一個民居的密室里，而安娜則和她的夥伴扮演起了男女主人，出面應付上門來的鄰居和各色人等。這個內心敏感細膩的女子，其實已對這所謂的理想有了懷疑，但真正她內心動蕩的，卻是最平凡的一個剎那。某個早晨，她乘公交車外出，車上有一群女人，在那裡談論家人、天氣、蔬菜，就在那裡，馬可·貝洛奇奧用最冷靜的鏡頭，表現出了她所感受到的隔膜，她盯著她們，幾乎出了神，她們感受到了她的目光，狐疑地打量著她，她只好轉過頭去。那種隔膜，是她被異化和自我異化的結果，她自絕於人群之外，自絕於真實的幸福之外，成為一個離魂異客，和如她一樣的女人們都有了隔膜。
隔膜有時是自我保護，是在情感、生活遭受巨大重創時，由自身分泌出來的一種情感阻斷劑，讓感受僅僅停留在表面，讓痛苦和欣悅一起麻木，以免激起更深刻的內心動蕩。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在他的小說《了解女人》中所寫的那樣，主人公約珥在妻子死去之後，就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對這一切無動於衷，只有一種持續不斷的模糊感覺，覺得他沒有真再見，隔膜正醒來……這一切彷彿都在睡夢中。如果他仍抱有希望，他就必須從這濃霧中走出來。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從這沉睡中醒過來，哪怕為此罹受一場災難。真希望有什麼東西能切開那像子宮似的從四面八方包裹著他、窒息著他的柔軟肥膩的膠狀物。」
印度女作家基蘭·德賽的小說《失落》中也曾描繪這種感受，賽伊的祖父留學劍橋，在異國他鄉，他不被容納，始終與周圍的一切有隔膜。當他在雜貨店購物，聽到老闆娘說，她的丈夫也用同樣的剃鬚刷時，他訝異於「他們居然有著相同的人類需求，還有著私密性的聯繫」、「這大膽的想法讓他一陣眩暈」。
但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從這沉睡中醒過來」，就像李安的電影《色，戒》里的那個剎那，王佳芝放跑了易先生，在黃包車上，眼前的一切突然清晰了、緩慢了，她盯著黃包車上的風車出了神，她的過去是一出倩女離魂記，而現在身魂合一了，她醒了。那一剎那，我們全都知道了李安要說什麼。難怪陶傑說：「那漾開的、看似無關的一剎，是華語電影最值得銘記的一剎。」
可能很多喜歡電影的人，都和我一樣。費里尼作品不過八部半，我看過不到一半；塔爾科夫斯基作品只有七部半，我是借著一次影展，才全部看全；更別提伯格曼、安東尼奧尼、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者黑澤明，每次要看他們的作品前，都得像小時候終於決定要寫作業一樣，下一番決心，才敢按下「播放」鍵。甚至不止他們，任何一個電影，只要聽過別人的稱讚，知道它確實是好的，就足以讓我失去觀看的勇氣。
不是因為擔心他們晦澀、艱深、緩慢，不是，而是因為我已經領教過了那些大師之作的厲害，伯格曼作品總讓人想起不愉快的童年，大衛·林奇總讓你逼視自己內心的恐懼，基耶斯洛夫斯基彷彿神諭，總要窮極命運的可能性。《黑暗中的舞者》讓我整整幾天都悲憤不已，《北極圈戀人》讓我恨不能衝進銀幕，去殺掉那個電車司機。和他們相比，還是好萊塢動作片來得妥當，英雄總在最後一分鐘剪斷了定時炸彈上的紅線或者藍線，從而拯救了整個地球，弱女子永遠在最後關頭摸到了一把刀，幹掉了在萬聖節殺光了整個小鎮居民的殺人狂。看一部撼動人心的好電影之後，永遠需要再去看十部大快人心的電影，去消除它的不良影響。所以，我的觀影記錄里，多的是商業片和B級片，豆瓣「恐怖」、「驚悚」標籤下的電影，我看過八成以上，儘管我承認，它們大多數都是垃圾。不只電影。所有那些太美的、太好的、太深刻的、太慎重的、太重大的東西，總讓人下意識地想去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