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波蘭斯基的《鋼琴家》，仍舊是德國人殺猶太人的故事，當年的猶太人，百分百的無辜者，不像今日以色列那種猶太人，背靠美國，就可以動輒用坦克對付擲石頭的人。鋼琴家在廢墟遇上德國軍官。「你是做什麼的？」軍官問。「我彈鋼琴。」他答；那時候，他身邊正好有一座沒給炸碎的三角琴。「彈吧。」軍官說。靜夜裡，那是唯一流溢著生命色彩的聲音。
軍官好感動，他要鋼琴家躲在破屋裡，每天還給他送糧，終於，他熬過了那悲慘的歲月，戰後，繼續對人和對牛彈琴。
能活過來，因為他是鋼琴家；不是詩人。鋼琴演奏，有法度，有標準。好不好？好在哪裡？好到什麼樣的程度？都有根據，有講究。德國軍官，是個行家，他懂，他知道這個到達標準的人，值得拯救。
同樣的場景，廢墟里的人說：「我是一個詩人。」如果不幸地，那還是一個香港詩人，軍官命他吟詩，詩人吟了一首「詩」，一首「現代詩」。結果，一定會是這樣：他把子彈上膛，對準「詩人」的腦袋：「你狗屁不通，還不會造句，怎麼說自己是『詩人』？」
「我有三個朋友，他們是詩人，一致『認同』我是詩人；他們當文學獎的評判，也判我是詩人；我有資格當評判了；最近，這三個朋友來參選，我也『肯定』了他們是詩人。」
「沒有法度，沒有標準，不必經過磨鍊，只需要互相『認同』和『肯定』，你們都是寄生蟲！」軍官開槍打爛他，為一個行業除害。
讀友問：為什麼我總在專欄里提這種他們不關心的東西，還一提，就光火？
這個電影片段的變換，大概能說明白情況。我二十年前寫詩，寫得很認真，知道文學和詩，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我手上有槍，最好是機關槍，我會毫不猶豫，去射殺「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