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唐代抒發貶謫、流放之情的詩，有一個名字不可不提：柳宗元。他是一位政治家，更以傑出的文學成就為後人敬重，但在我心目中，他更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天涯愁客。
因為他的那首《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情思浩渺，沉鬱頓挫，工整嚴謹，餘味悠長，在我看來堪稱同類詩作中的翹楚。
這首詩大致可以譯作：登上城樓我的視線通向遙遠的南荒，愁思無邊無際像這大海和蒼天一樣。突起的狂風亂吹著荷花覆蓋的池水，密集的驟雨斜侵著薜荔爬滿的古牆。嶺樹重重疊疊遮斷了我千里的視線，江流曲曲彎彎好比我九折的迴腸。我們一同被斥逐到南荒的文身之地，至今仍然是音信難通各在天的一方。（見羊春秋《唐詩精華評譯》284頁）
柳宗元可不是一般的詩人、作家。他的散文與韓愈的散文一起成為唐代的冠冕，世稱「韓柳」，詩也是大家，與劉禹錫齊名，稱作「劉柳」，前人認為唐代最偉大的詩人「前有李、杜，後有韓、柳」，又有「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的定評。「永貞革新」的政治運動失敗後，作為骨幹之一（變革以王叔文、王伾為首，包括柳宗元、劉禹錫在內八位知名之士為骨幹，史稱「二王八司馬」），他被貶為永州司馬，後調柳州刺史。世稱「柳柳州」或者「柳河東」。
被貶為永州司馬期間，人格力量還支撐著他的內心。請看他的名作《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四周的嚴寒和滿目的肅殺，固然讓人感到苦悶寂寞，但是多麼孤高傲岸，凜然中透出些許超然。《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寂寞中猶見些許清寧，意境雖然清寂，還帶有隱藏的生機和隱約的希望。
但除非是真正偉大而且具有大智慧的人（比如蘇東坡），單獨生命個體的支撐畢竟難以久持。到了柳州，那在驚風密雨中遭到摧殘的芙蓉和爬牆藤蔓，就是柳宗元處境和心境的真實寫照，屢受打擊，流徙南荒，風土迥異，況且朋友四散，音書不通，他在柳州陷入了抑鬱、愁苦。
他看到榕樹落葉會感嘆：「宦情羈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柳州榕葉落盡偶題》）好不容易有個朋友來看望，也不能暫時忘憂，一起看山也覺得「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向峰頭望故鄉」（《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送別弟弟時他當然更是詩腸寸斷，悲嘆「零落殘魂（一作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別舍弟宗一》）
總是一片羈思鬱郁，苦緒茫茫。原本精敏執著的性格，如此抑鬱愁苦的心緒，怎能不耗盡自己，終於就死在柳州？
對韓柳二人之高下，存在不同看法，多數派意見是：柳高於韓——「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宋范晞文《對床夜話》）「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明李東陽《麓堂詩話》）等等，可見柳宗元的地位。也有人指出韓愈對詩歌變革有卓越貢獻，而且才氣高於柳宗元——「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筆者註：韓愈字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筆者註：柳宗元字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至於劉柳的比較，讓人更感興趣的是他們結局的差別。因為劉比柳年長一歲，經歷、思想、成就和後來遭遇極其相似，但是柳宗元四十七歲就卒於柳州任所，而劉禹錫最終被召回任太子賓客，年逾古稀（七十一歲）。之所以如此，若要一言以蔽之，就是「性格即命運」。按照學者的分析，則大致有幾個原因：第一，劉性格開朗，遇挫折比較達觀，能隨遇而安，也敢於發泄；柳精敏絕倫，受貶謫後深感失落和抑鬱，又不像劉禹錫那樣敢說敢罵。第二，劉只是對政敵不妥協，在官場上卻交遊甚廣，為人有圓通一面，淡化了孤寂和憂憤。第三，柳仍未放棄自己政治抱負，用世和放逐的矛盾，勇於為他人盡心儘力，卻無法實現，痛苦太多太深。加上物質條件不好，夫人早死，更是雪上加霜。「劉禹錫的作品，以意境動人，以清新吸引人，藝術上達到當時的最高層次；柳宗元的作品，以人格力量感人，以思想閃光照人，除了他自己誰也寫不出。」（以上均見潘旭瀾《小小的篝火》）
在文學的範疇里，說他們各有千秋、難分伯仲，這話不錯，但是從為人處世來說，還是劉禹錫更令人擊節。窮愁困苦的環境里，抑鬱和糾結是烈性毒藥、是迫害者的幫凶，只有樂觀豁達者才能生存。人生在世，不如意十常八九，做人當學劉禹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