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曾說：「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如唐之劉（禹錫）柳（宗元），無稱於事業，而姚（崇）、宋（璟）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獨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薛簡肅公文集序》）指出了有才學、品行的人，往往不能同時在政治上和文學上施展才能。
確實如此。但我覺得與其將這個現象歸於「能量守恆定律」一類的規律，不如看作更明確的因果關係：這些「君子」，往往就是因為政治上失去了施展才華的可能，甚至遭到無情打擊、排擠，「事業」上毫無前途可言了，詩人的才學才被迫轉向，在文學上綻放光華。「國家不幸詩家幸」，也可以說，詩人不幸文學幸，他們遷謫、流放的苦難命運，給他們的思想、內容、詩風帶來巨大變化，給詩壇帶來了杜鵑啼血一般的感人作品。
早在七絕初創的初唐，以工整合度、自然渾成、氣度高逸而開詩壇風氣之先的杜審言，他的名作《渡湘江》就是一首流放者的詩：「遲日園林悲昔游，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在春光中自然而然地回憶往昔而傷感，感嘆自己從京城獨自被貶到荒涼的南地，不能像湘江水那樣，日夜奔騰向北方流去。初讀似乎淺近，細品滋味無窮。明人胡應麟評價它為「風味可掬」，讚美了它的表現力。
官至宰相、封許國公的蘇頲，也有一首《將赴益州題小園壁》：「歲窮唯益老，春至卻辭家；可惜東園樹，無人也作花。」無罪被貶、年老離家，抑鬱憤恨煩悶都不言及，卻說：春天已經來了，我喜歡的東園裡的花木，不管有沒有主人在，到時候都會依舊開花的。以想像中的春深花開的明媚景色反襯人遠在他鄉的困苦生涯，更覺離別的不堪和人生的凄涼。詩人嚴守士大夫的風度，著墨克制，沒有一字牢騷，卻讓人感受到不曾言明也無須言明的胸中波瀾，極為感人。
後來更有劉長卿的《重送裴郎中貶吉州》：「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景哀聲哀情更哀，「同作逐臣君更遠」一句寫出了自己和朋友共同的命運，彼此的同情以及苦難不能磨滅的友情。「同是天涯淪落人」，離情依依，無限悵惘。
劉禹錫的《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也是寫給同遭貶滴的好友的：「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歸目並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劉禹錫和柳宗元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相望」二字，設想別後情景，既寫了自己對柳的思念，也寫了柳對自己必定會有的牽掛，和杜甫的春樹暮雲句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一句寫了雙向的思念，同時寫出了無情的距離不能隔絕的深厚友情。此詩「詞盡篇中，而意余言外，既深穩又綿渺，不愧大家筆墨」（周篤文語，見《唐詩鑒賞辭典》）。
到了晚唐，又一位被斷送了「事業」的君子不得不將才學「見於文章」，寫出了名篇，他就是李德裕。他是傑出的政治家，武宗李炎朝當了六年的宰相，頗有作為。宣宗李忱繼位之後，政局發生變化，權臣當道，李德裕成為他們打擊、陷害的主要對象，幾經貶放之後，終於將他逐至海南，貶為崖州司戶參軍。為此李德裕寫下了令人讀之難忘的詩句：「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愁沖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謫嶺南道中作》）「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登崖州城作》）前一首，詩人彷彿陷入了一個夢境，平生未見、奇特迷離的風光，提心弔膽的旅途，一切都顯得那麼不真實，結果清醒過來，卻不是夢，而是殘酷的現實：自己真的到了這樣遠離故鄉、風土迥異的遠荒之地！後一首，這種恍惚和哀痛似乎過去了，命運已經陷入谷底，反而平靜下來，明明是人處於群山包圍之中、斷無生還之望，不但不發泄內心絕望、痛恨，反而將山說得很是多情，「欲留人」，沉靜平和之中深藏著最深切的悲涼。
讀這些詩，一再湧上心頭的感觸，讓人想起劉長卿催人淚下的名作《長沙過賈誼宅》：「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千古猶問：憐君何事到天涯？異代同嘆：憐君何事到天涯！屈原不知道上百年後賈誼會來到湘水邊吊念自己，西漢的賈誼也不會知道九百多年後有一個劉長卿會來憑弔自己的故居，而唐代的遭受不公正對待的詩人們，又怎麼會知道後世的我們對他們不幸命運的同情、憐惜和扼腕長嘆？
雖然厄運和才華相撞，擊出了奪目的火花，但代價委實太大了，不僅是君子們的代價，也是民族的代價、文化的代價。誰能說清楚，我們究竟付出了何等巨大而不可彌補的代價，換來了這些感人的詩？也許，這才是真正讓人淚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