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些美國作家來我國訪問，他們聽說諾曼·梅勒的《裸者與死者》還遲遲沒有介紹到我國來，止不住表示了驚訝和惋惜之意。誠然，要了解和研究美國的現當代文學，這部巨著應該說是屬於「必讀」之列的。但是，像這樣一本書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要翻譯介紹到國內來是不可想像的。現在當然是有這種可能了，可是那浩繁的卷帙，不羈的文筆，又著實令人望而生畏，煞費躊躇。不過不管怎麼說吧，時至一九八六年的春日，經過了幾度寒暑，勉竭駑鈍，我好歹算是來填補了這個空白。
用一句時髦話來說吧，諾曼·梅勒在美國，在全世界，都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他是美國「全國文學藝術院」的院士，國際筆會美國分會的主席，近又被選為「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的院士，馳騁文壇，也活躍於政治舞台，寫小說，更愛寫其他體裁的作品，計算起來至今已不下三四十部。但是要說到他的代表作，則還當推他出版於一九四八年的成名作《裸者與死者》（《裸者與死者》一出版就震動了美國文壇，高踞十大暢銷書的首席達十多個星期之久。名作家辛克萊·劉易士讀後讚揚梅勒是「他那一代里最了不起的一位作家」。）。
諾曼·梅勒於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新澤西的長枝鎮，從小生長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十六歲進哈佛大學，一九四三年獲航空工程學士學位。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四四年他入了伍，分在太平洋戰場，曾在菲律賓的萊特島和呂宋島服役（年紀大一些的人大概還記得當年這是菲律賓兩個最激烈的戰場）。日本投降後他作為一名佔領軍在日本駐守過一個時期。一九四六年退伍後回到了紐約，從當年夏天起他就埋頭寫書，到次年秋天一部分量很重的小說就送到了出版社。
如果以為梅勒這部小說是他投筆從戎的一件「副產品」，以為這只是一位遠征歸來的戰士講了一個戰場上的故事，那就錯了。事實上，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或九日，即珍珠港遭襲後還不滿四十八小時，當時還在哈佛校園內的梅勒，就已經在暗暗考慮要以大戰為題材寫一部小說了。他琢磨過是寫歐洲戰場好，還是寫太平洋戰場好。他在學校里發奮學寫小說，可以說就是一種預習。他後來的參軍，則是為實現這個創作計畫邁出的第一步。他讀到了當時不絕湧現的一些戰爭文學作品，特別是讀了約翰·赫爾賽的《入谷》和哈利·布洛姆的《陽光下的散步》以後，胸中的創作藍圖也愈加具體了，他決心要寫偵察兵艱苦的長途偵察。如果我們注意一下梅勒在部隊中的經歷，就可以發現他除了當過文書兵、架線兵、炊事兵、空中攝影師等等之外，還曾志願到一個偵察排里去當過一名偵察兵。《裸者與死者》中的偵察排，以及小說後半部中偵察排在後島跋山涉水的長途偵察，早在這時候就已有意識地開始在梅勒的心中孕育了。
梅勒把他構思的故事安排在一個虛構的熱帶小島上，名之為安諾波佩島。根據小說中間接提供的背景來判斷，小島位於赤道以南的南太平洋，是進軍菲律賓的前站，美軍登陸的時間當在義大利戰場開闢後，諾曼底登陸前。作者通過兩條平行的線索來展開複雜的情節。一條是偵察排里的士兵。排里的「當家」上士克洛夫特頗有作戰經驗，而心狠手辣，兇橫跋扈，是壓在其他士兵頭上的一霸。此人是個十足的權力狂、陰謀家，沒有一點文化，卻深得上司的賞識，爬到軍官隊伍里已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排長（應由少尉充任）長期出缺的偵察排，久已被他視為個人的禁臠。他手下的偵察兵是複雜的，這裡邊有混日子的（布朗），有一心想往上爬的（史坦利），有滿腦袋糊塗思想以至反動思想的（加拉赫），也有成天想女人的（威爾遜），但大多數則是一些在國內地位低下、到部隊上遭受屈辱而無可奈何的小人物。在克洛夫特的鐵腕下過日子，他們都有個不平的火種深埋在胸中，卻絕少發而為反抗的烈焰，即或給壓得怒火中燒，彼此的火也始終匯合不到一塊兒。其中只有做過礦工、當過流浪漢的雷德，常常意識到自己會忍不住要做克洛夫特的對立面。這個潦倒半生的老兵，自然也就被克洛夫特看成了眼中釘。
另一條線索是指揮部里的軍官。美軍登陸部隊的指揮官卡明斯，論官職是少將師長，論作戰本領則說得上是眾口交譽，聲名久著。這個表面上風度翩翩、和藹可親，而實則極端專橫的職業軍人，雖然帶領部隊在同日本法西斯作戰，實際上他自己就是一腦袋的法西斯思想。在對副官侯恩少尉講私房話的時候，他就曾毫無忌諱地以「反動派」自詡（當然旗號還是打「保守的自由主義」為宜），鼓吹「今後這個世紀就是反動派的天下，說不定從此千年萬載就是反動派坐定了江山」！他主張美國應該把法西斯所追求的目標吸收過來。他作戰並不是為了反對法西斯，在他的心目中這場戰爭不過是一次權力集中。他對人民群眾極端蔑視，認為「這滿世界的人差不多已經全是墳中枯骨，只有等著做出土古屍的份兒」。他也跟克洛夫特一樣崇拜權力，但是他還有克洛夫特所沒有的一套理論，宣稱將來的道德規範只有一條：就是權力第一。「誰不能適應這一條，誰就活該倒霉。」為了要底下的人老老實實，做到畢恭畢敬、有令必從，他不惜把手裡的權力極而用之，不怕用到濫用的地步，因為他看準了權力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只能由高處順流而下，「中途萬一遇到小小的逆流，那就只有加大力量向下衝擊，務必把一切阻梗徹底剷平」。他理想中的軍隊應當等級制度森嚴，對上級害怕、對下級蔑視應當是軍隊中的天經地義，上下級的關係應當像梯子那樣一級畏懼一級。這種道德規範，這種制度，軍隊不過是先走了一步，在將軍看來軍隊的現在就是世界的將來。
先是受到將軍的特殊賞識、爾後卻成了將軍那一套「權力論」犧牲品的侯恩少尉，是個哈佛出身的年青自由主義分子（也有評論家認為，侯恩還稱不上是自由主義分子，而只能說想要做個自由主義分子。羅伯特·梅爾列爾（1944—）在《諾曼·梅勒》（1978）一書中就持這樣的觀點。）。他一調到師里，就被將軍破格錄用為貼身的副官。將軍和少尉都是中西部新興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弟，在這一點上他們按說似乎應該有共同的語言，這大概也是將軍本來所以一眼便看中了他，並把他日益引為心腹的一條重要原因吧。將軍覺得侯恩此人不俗，才氣絕不在自己之下，覺得這個師里「只有侯恩才能理解他胸中還懷有更大的雄心壯志，甚至還頗能理解他的為人」。侯恩呢，卻是個意外複雜的人物，他接觸過一些「左派」的思想，從這點上說他同將軍是格格不入的，可是他雖然已經同家庭決裂，接受了為家庭所不容的思想意識，卻從來沒有真正扔下過前十八年的生活留給他的感情的包袱。他覺悟到自己有罪（「當官是一種犯罪」，「有個闊老子，上的是貴族學府，乾的是好差事」，都使他「有個犯罪的想法老是在頭腦里打轉」），他為社會的不平義憤填膺，然而這些從來都不是掏出真心。他只能遠遠繞開自己的切身利益，指靠一些抽象的概念、並不牢固的感情基礎，來設法繼續保持他那種特殊的孤立的「左派」立場。從這個立場出發，他在將軍的手下處處感到彆扭（雖然他也有佩服將軍的時候），任性起來他就要頂撞，甚至對抗，對將軍手中的大權表示蔑視，甚至挑釁。將軍則採取旁敲側擊、步步緊逼的手法，曉之以個人的利害，誘之以特權的妙處，想以此來迫使他就範。
兩條線索，圍繞著安諾波佩島戰局的發展而同步展開，平行而不遊離。作者巧妙地利用書中出現的第一個高潮，把兩條線索有機地結合了起來。侯恩爆發了公開的反抗，明知將軍有潔癖卻故意把煙頭、火柴梗亂扔在將軍的帳篷中央，向將軍的權威提出了尖銳的挑戰，這是小說的第一個高潮。將軍感覺到這是部下不服他約束的一個信號，斷乎不能容忍，也採取了一個象徵的手法，迫使侯恩承認不能不在他的權力面前低頭。受了折辱的侯恩，雖然從來沒有帶過兵，還是被輾轉調到了偵察排去當排長，並且立時受命要去執行一個至艱至險，成功之望極其渺茫的偵察任務。偵察排歷盡艱險繞道後島、企圖潛入敵後的一段情節，把小說推到了第二個，也是最精彩的高潮。這是一段足使作者不朽的文字。從偵察排原來的頭頭克洛夫特上士身上，我們看到的幾乎就是卡明斯將軍的影子。侯恩固然是死於克洛夫特的借刀殺人之計，但是將軍聽到了他的死訊，覺得這個下場也「並不是始料未及的」，甚至還「感到微若遊絲的那麼一丁點兒快意呢」。
梅勒要寫偵察兵艱苦的長途跋涉，這是他的既定方針。寫後島偵察的那段文字，也確乎說得上已完滿地實現了他的夙願，而小說中將軍和他的副官這一條線索，則有點像是意外收穫了。據梅勒自己說，他寫出的《裸者與死者》第一稿並不是這樣的布局。第一稿的重心完全放在偵察排身上。推測起來，梅勒大概是想模仿多斯·帕索斯的手法，以偵察排的這十幾個人作為美國國內社會各色人等的典型代表，結合他們的出身經歷寫出他們在危急關頭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