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們已經對不幸福的人作了充分的討論，現在我們開始討論有關幸福的人這一饒有趣味的話題。從我的一些朋友的言論和著作中，我幾乎就要得出下面的結論了：幸福，在現代世界，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然而，通過反思，到外國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我發現這種觀點被驅散得無影無蹤了。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已論述了我的那些朋友的不幸；在本章，我想考察一下在我的一生中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
幸福有兩種，當然，這中間還有許多層次。我說的這兩類，也可以被稱作現實的和幻想的，或肉體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當然，在這些不同的名稱中選擇一種恰當的名稱，這主要視論點而定，在這兒，我不打算證明任何論點，而僅僅打算去描述。也許描述這兩種幸福的差異的最簡單方法是：一類幸福是對所有的人都敞開胸懷，另一類幸福則對能讀會寫的人情有獨鍾。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我認識一個掘井工，在他身上充滿了幸福。他身材極為高大，肌肉極為發達，但是既不會讀又不會寫。當他在1885年得到一張國會選票時，他才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有這麼一個機構存在，他的幸福並不來自於知識，也不是基於對自然法則、物種完善、公共設施公有權。安息日會的最終勝利，或知識分子認為的人生樂趣所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條，而只是基於軀體的活力，足夠的勞作和對石塊這類並非難以逾越的障礙的征服。我那位花匠的幸福也是與他同種類型的，他一年四季與野兔作戰，他說起這些小動物，就像倫敦警察廳提起布爾什維克分子一樣；他認為它們行事詭秘，詭計多端，兇惡殘忍，只有同樣的精明伶俐的對手才能和它們作一較量。正像那些聚集在凡爾哈拉大廳里的英雄4門，他們每天都在追捕一頭野豬，這頭野豬每天晚上被他們殺死，可是第二天早上又奇怪地復生了。我的花匠也能捕殺其死敵，而並不擔憂第二天那死故重新復生。那花匠雖然已經有70多歲的年紀了，可地從不停息，為了幹活，他還得每天騎車跑上16英里的山路，但歡樂之泉是取用不盡的，那源頭恰恰來自「那些兔意子們」。
你也許會說，像我們這類讀書人，是體驗不到這種單純的快樂的；如果我們對兔子這般小的動物發動戰爭，我們能從中體味出什麼快樂來呢？在我看來，這種觀點實在膚淺。一頭兔子要比黃熱病桿菌大得多，但一個擁有知識的人尚且能夠從與後者的搏鬥中得到快樂。從情感的內容這一方面說，那些受過最高教育的人的快樂，與我的花匠的體驗到的快樂並無不同；教育造成的差異僅僅是快樂的形式不同而已。成功的快樂需要困難跟隨，即使在最後這種困難得以克服，但它必須使得成功在開始時沒有把握。這也許就是別對自己的能力估計過高乃是幸福的源泉之一的原因了。那種自我評價偏低的人不斷地為自己的成功感到驚奇，反之，那種自我評價過高的人則往往為自己的失敗感到驚奇。前一種驚奇是令人高興的，後一種則令人沮喪。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無端地自負，也不自卑，得連進取。動都沒了。
在那些受過更高級的教育的社會成員當中，現在最幸福的要數科學家了。他們中間許多最傑出的人在情感上是純樸的，他們能夠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一種滿足，這種滿足是如此深刻，以至於吃飯、結婚對他們來說都是樂不可言的了，藝術家們和文人學士將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臉當成是禮儀上的需要，而科學家則往往能充分地享受這古老的天倫之樂，其原因在於，他們智力中的較高部分完全被自己的工作所佔用，而不允許侵入到自己無能從事的領域，在他們的工作中，他們感到幸福，因為在如今的時代科學發展迅速，力大無比；因為這一工作的重要性既不被他們自己也不被外人所懷疑。因此，他們沒有必要擁有複雜的情感，因為簡樸的情感已經遇不到阻力了。複雜的情感象河水上的泡沫；平緩流動的河水遇上障礙便產生泡沫。只要生機勃勃的水流沒有受阻，那麼它便不會泛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則往往對其蘊藏的力量視而不見了。
在科學家的生活中，幸福的全部條件都得到了實現。他有一種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的活動，他獲得的成就，不管是對他自己來說，還是對那些甚至有時並不理解他們的普通大眾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在這一點上，他比藝術家幸運。當公眾不能理解一幅畫或一首詩歌時，他們的結論往往是：這是一幅糟糕的畫或這是一首糟糕的詩。當他們不能理解相對論時，他們都下結論說（這倒在理），他們受的教育不夠。結果便是：愛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畫家卻在閣樓中飢腸鍵限，愛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畫家則是不幸福的。以一貫的我行我素來對抗公眾的懷疑態度，在這種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們能自己關在一個排外的小圈子內，忘記外面的冷漠世界。而科學家，由於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器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子。相反，藝術家則處於要麼選擇被人鄙視，要麼做卑鄙無賴的人的痛苦不堪的處境之中。如果這位藝術家具有驚人的才華，那麼他必定會招致非此即彼的厄運：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華，結局便是前者；如果他深藏不露，結局便是後者。當然事情並非永遠如此。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優秀的藝術家們，甚至在他們年紀尚輕時，便為人們所尊重。于勒二世①雖說可能對米開朗基羅是不公平的，但他從不貶低米開朗基羅的繪畫才能。現代的百萬富翁，他可以給才華耗盡的老藝術家萬貫錢財，但他絕不會認為，藝術家所從事的活動，與他的一樣重要，也許這些情況與下述事實有關，即：一般而論，藝術家比科學家更不幸福些。
我認為，必須承認以下事實：在西方國家，許多知識階層中的年輕人，由於發現沒有合適的職業適合自己的才能，從而越來越感到不幸，然而，這種情況並不見於東方國家。現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輕人大概都不如蘇聯的知識青年們那麼幸福，蘇聯的年輕人要去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因而相應地具有一種熱誠的信仰，老年人有的被處死了，有的被餓死了，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清除了，這樣，他們便不能強迫年輕人在要麼行兇為惡，要麼無所事事之間作出唯一的選擇，就象在所有的西方國家裡一樣。對有教養的西方人來說，蘇聯青年的信仰也許是無情的，可是對於信仰，他們除此之外還能提出什麼異議呢？這些青年人確實在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符合人們意願的世界，這世界一旦建成，它幾乎毫無疑問將使普通的蘇聯人比起革命前來要幸福得多。這一世界，也許並不適合於有文化的西方知識分子居住，但他們也並不非得去那裡生活才行。因而，無論從哪一個實際的角度來判斷，蘇聯青年的信仰是持之有據的，除了基於理論的種什批評之外，對這一信仰進行的譴責——說它是非人道主義的——實在是毫無道理。
在印度、中國和日本，外部的政治環境擾亂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內部障礙。許多活動對於年輕人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如果這種活動能夠取得成功，那麼青年人便會感到幸福。他們覺得自己在國家以及民族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有著日思夜盼的目標——雖說這種目標的實現面臨著重重困難，但並不是無法實現的；而西方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現出玩世不恭的態度，這種態度乃是安逸和軟弱的揉合物，軟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勞作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則使這一痛苦的感受變得可以容忍。在整個東方；大學生們能希望對公眾輿論有很大的影響，而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不過，東方大學生髮財的機會比西方大學生要少得多。正因為既不軟弱又不安逸，他才成為一個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賴於公共事業，哪怕在面臨死神的時候，他或許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還多，還實在。我記得有一個年輕的中國人，他來我校作客，並打算回去在反動勢力的區域內建立一所與我校相似的學校。雖然這樣做的結果也許會是他的腦袋落地，但他是那般平靜和幸福，以至於我也不得不暗自稱羨。
然而，我並不是主張，只有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實際上，只有少數人才能擁有它們，因為它們需要一種極不尋常的能力和廣博的興趣。並不是只有傑出的科學家才能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樂趣，也並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從其鼓吹的事業中獲得愉悅。工作的樂趣對所有具備特殊才能的人都是敞開的，只要他能夠從自己的技能的適用中獲得滿足，而不是要求全世界的讚譽就行。我曾經認識一位少年時雙腿便殘廢的男子，在後來的漫長歲月里，他非常寧靜、幸福。他之所以會有這麼幸福，是因為他創作了一部長達五卷的關於玫瑰花枯萎病的專著。在我眼裡，他是這方面的第一流專家。我無緣結識一大批貝殼學家，但是從認識他們的人那兒，我知道研究貝殼確實給那些樂此不疲的人帶來了幸福。我還認識一位世界上最優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有志於創新字體的人的榜樣。但是，那些有聲望的人對他的尊重所給予他的快樂，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