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人類歷史的許多時期一樣，今天，在我們中間有許多聰明的人總以為自己已經把所有早年的熱情看透，從而確信再沒有什麼值得為之生活下去了。持這種觀點的人正在變得極為普遍。他們雖然並未得到真正的幸福，卻為這不幸感到慶幸；他們將這歸之於宇宙的本質，認為這是開明人士應持的唯一可取的理性態度。他們對自己的不幸的誇耀，使那些較少世故的人對其真誠表示懷疑，認為對痛苦表示欣賞的人實際上並不痛苦。這種看法過於簡單。這些受難者無疑在他們的優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補償，但這不足以彌補純樸快樂的喪失。我個人從不認為，不快樂還有理性、優越可言。聰明的人只要情勢許可，是會感到快樂的，如果他發現對宇宙的思考一旦超過了某一極點就會使人痛苦，那麼，他就會轉而考慮別的問題。這就是我在本章所要說明的觀點。我想奉勸讀者請君，無論出於何種理由，理性都不會將禁令加諸幸福；不僅如此，我還堅信，那些真心誠意地把自己的哀怨歸之於自己對宇宙的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了。事實是，他們之所以不幸，是出於一些他們並不了解的原因，而這種不幸便使得他們去思索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裡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
對當代美國人來說，我準備討論的觀點早已由約瑟夫·伍德·克魯奇先生在他寫的《現代性情》一書中表述過了。對我們的祖輩來說，則是拜倫的觀點；對於所有時代來說，則是《佈道書》一書作者的觀點。克魯奇先生說：「我們的事業是一種失敗了的事業，在大自然的世界中，我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我們並不因此而對成為人類感到遺憾。我們寧願作為人死去，也不願像動物一樣地活著。」拜倫說：
這世界給予的樂趣沒有一個像它帶走的一般快活，當早年思緒的光芒在情感的隱隱褪色中漸漸淹沒。
《佈道書》的作者說：
我羨慕那些已死的人，他們比活著的人幸福多了。但是，那尚未出生，尚未看見過世上所發生的不公正的一切的，比上述兩種人都幸運。
這三位悲觀主義者在回顧了生活的樂趣之後都得出了憂傷抑鬱的結論。克魯奇先生生活於紐約最高層的知識分子圈裡；拜倫暢遊過赫勒斯滂，且有過許許多多的風流韻事。《佈道者》一書的作者追逐過的快樂更是多種多樣，他飲酒作樂，欣賞音樂，「凡此種種」，他建造水池，他擁有男僕女傭，甚至僕人也在他家裡傳宗接代。即使在這種種情況下，他的智慧也並沒有離他而去。然而他將這一切，甚至他的智慧都看成一團虛化而變化，但是它不會隨著爭辯而有所改變。我自己也曾有過這種情緒，似乎一切都是空虛；我擺脫這種情緒，不是通過任何哲學手段，而是由某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行動需要所促成。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會覺得不快但你不會感到一切都是空虛；你感到，孩子的康復是講理所當然要關心的大事，而人生是否有終極價值這類問題，你根本不會去理會。一個富人可能會、而且常常會覺得一切皆空虛，不過要是他正巧丟了錢，他就會感到，下一頓飯絕不是空虛的了。這種情感來自於自然需要的太容易滿足。人類同其他動物一樣，對一定量的生存競爭較為適應，而在佔有巨大的財富卻不需付出任何努力時，在他的一切奇怪念頭極易得到實現時，單是生活中這一努力的缺失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個根本要素。一個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人往往會認為，願望的滿足並不能帶來幸福。如果他有點哲學思辯的氣質，他便會得出結論：人生的本質就是不幸，因為擁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並不幸福。他忘記了，需求對象的殘缺不全，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關於情緒我只談這些。然而，在《佈道書》中，也有一些理性的探討。江河流入大海，海卻不滿不溢。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陳年舊事無人追念。我討厭在陽光下所做的一切；因為我不得不把一切留給後人。
如果把上面這些觀點用現代哲學家的風格來表述的話，那很可能是這樣：人永遠在辛勤勞作，物質處在永恆的運動之無。我試圖辯明智慧和愚昧，知識與狂妄；但是，我發現這只不過是精神的作繭自縛。智慧越多、煩惱越重；學問越博，憂患越深。他的智慧似乎令他生氣，他想擺脫它，卻未能成功。我在心底吶喊：「快來吧！試一試快樂，享一享幸福！」但是，看哪，這也是空虛！但智慧仍纏繞著他。我心想：「笨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即使聰明過人，又有什麼益處呢？」我的答案是：「不，一切都是空虛！」因此，人生對我毫無意義，太陽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地使我厭煩，一切都是虛無，一切都是精神的作繭自縛。
對文人來說幸運的是，人們不再去讀很久以前的東西了；因為一旦讀了這些書，便會得出結論，說不管關於水池有人曾經發表何種議論，新的書籍的撰述必定空虛。假如我們可以表明《佈道書》的教義並不僅僅為聰明人所獨有，我們就不必為後來出現的表達同樣感情的詞句而困擾了。在這種討論中，我們必須區分開情緒與理智的表述。同情緒是沒有必要展開爭辯的，因為它會隨著某一幸運的事件，或者我們身體狀況的變中，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儘管後來的新事物同逝去的舊事物之間沒有什麼差異。一個人死去，他的後代收穫他的勞動果實；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卻不允許呆在海里。如此周而復始、無盡期、無目的，人類和萬事萬物在這個循環中生生死死，沒有進步發展，沒有永恆的收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河流如果有智慧，就會呆在原地，止步不前。所羅門如果有智慧，就不會種植果樹，而讓他的兒子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處在另一種情緒之下，這一切看上去就會完全不同。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么？那怎麼解釋摩天大樓、航空飛機和政治家們的廣播演說？所羅門何曾知道過這些？如果他可以通過無線電廣播收聽到希巴皇后從他的領地回去時對臣民們的演說，這難道不是對處身在無用的樹不池塘間的他的一個安慰么？如果他擁有一個新聞剪輯機構，通過它他可以了解到報紙是如何報道他的建築的富麗堂皇、後宮的舒適安逸、那些同他辯論的聖哲們的狼狽困窘，他還會堅持說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么？也許這些東西並不能徹底治好他的悲觀論調，但他至少會來用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實際上，克魯奇先生對我們時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陽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現還是它的消失都同樣令人煩惱的話，那很難說兩者都是使人絕望的真正原因。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事實：「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卻從不滿溢；江河來到它們發源之處，在那裡它們又回來了。」把這當作悲觀主義的根據，於是便假定這種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們夏天來到療養勝地，然後又回到他們的原來的地方。這並不能證明夏天去療養勝地是無益之舉。
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話，它們很可能會像雪萊詩中的雲一樣，享受著這種冒險性的循環的樂趣。至於把財物留給後代的痛苦的問題，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從繼承人的角度看，這顯然並不是什麼大的損失或災難。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內部不斷承傳這一事實也不能成為悲觀論的理由。如果繼之而起的是更壞的事物，那倒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如果隨之而來的事物是更美好的，那就應該是樂觀論的理由了。然而，就像所羅門所認為的那樣，如果繼承的事物同原來的事物一模一樣，我們又該如何認識它呢？這不是使整個過程都失去了意義么？當然不是，除非循環的各個階段本身是令人痛苦悲傷的。只注視著未來，認為今天的全部意義只在於它將產生的結果，這是一種有害的習慣。沒有局部性的價值，也就沒有所謂的整體性的價值。生活不應被看作這樣一種情節劇，劇中的男女主角經歷難以想像的不幸之後，最終以圓滿的結局作為補償。我活著有我的活法，兒子繼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兒子又繼承了他。這一切又有什麼悲劇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麼生活的樂趣必定最終會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繼，生活將永遠煥發青春活力。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了雙手；火焰漸漸熄滅，於是我準備離去。這種態度與對死亡的憤接態度一樣，是很合乎理性的。因此，如果情緒決定於理性，快樂和絕望就都有著同樣的理由。《佈道書》是悲劇性的，克魯奇先生的《現代性情》一書則帶有哀怨色彩。克魯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為中世紀以及稍後一些時代所認同的事物準則都崩潰了。他說：「當今這一時代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幽冥世界的鬼魂四處遊盪；它不熟悉自己所屬的世界。它面臨的困境就像一個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樣，一旦離開了童年時代經歷的神話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導自己走向何方。」這一情況完全適用於一部分知識分子，這些人愛過文化教育，卻對現代世界一無所知。由於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之上，他們因而不能擺脫童年時代尋求安全保護的慾望，這種慾望是科學世界難以得到滿足的。克魯奇先生同大多數文化人一樣，為這種認為科學沒有實現它的諾言的思想所困擾。他當然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