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二）
花之安先生曾言，中國人不懂得任何科學研究的系統方法。然而，在中國的一部經典著作《大學》里，這部著作被大部分外國學者看作是一部"陳詞濫調"，提出了學者進行系統研究應遵循的系列程序。研究中國的學生或許再也沒有比遵循這部著作的課程所能做得更好了。這種課程就是，首先從個體的研究開始，接著從個體進入家庭，然後再從家庭進入政府。
因此，首先對於一個研究中國的人來說，必不可少的一步是理解中國個人行為原則方面最基本的知識。其次，他還必須審視一下，在中國人複雜的社會關係和家庭生活中，這些原則是如何得到運用和貫徹。第三，完成以上工作之後，他才能將國家的行政和管理制度作為他的注意對象和研究方向。當然，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這個研究程序只是能大致得到貫徹。如果要徹底地貫徹它，那就需要耗費學者幾乎是一生的精力，鍥而不捨地去追求。但是，毫無疑問，一個人只有非常熟悉上述這些原則後，他才能有資格稱得上是中國學家或者自認為有很深的學問。德國詩人歌德曾說："正如同在自然的造化中一樣，在人的作品中，意願才是真正值得注意和超越一切之上的東西。"研究民族性格，最重要的和最值得注意的也是這個方面。這就是，不僅要注意一個民族的活動和實踐，也要關注他們的觀念和理論。必須弄明白他們是如何區分好與壞的東西，以及這個民族以何種標準劃分正義和非正義。他們如何區分美與丑，智慧與愚笨等。這也就是說，那些研究中國的人應該考察個人行為準則。換句話說，我們要表達的是，研究中國，你必須懂得中國人的民族理念。如果有人提問：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我們的回答是，去研究這個民族的文學，從中透視出他們最美好的民族特性，同時也能看出他們最壞的性格一面。因此，中國人權威的民族文學，應該是吸引那些研究中國的人的注意對象之一。這種預備的研究是必須的，無論是作為一種研究必經的過程，還是作為達到目標的手段。接下來，讓我們來看如何研究中國文學吧。（z-66）
一個德國作家曾言："歐洲文明的基礎是希臘、羅馬和巴勒斯坦文明，印度人、歐洲人和波斯人都屬於雅利安人種，因此從種族上說，他們是親戚關係。中世紀，歐洲文明的發展受到同阿拉伯人交往的影響。甚至直到今天，這種影響仍然存在。"但中國文明的起源、發展，以及存在的基礎，同歐洲文化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所以，對於研究中國的外國人來說，要克服因不了解中國的基本觀念和概念群所帶來的不便。這些外國人有必要運用與自己民族不同的中國民族觀念和概念，而且應在自己的語言中找到對應物。如果缺少這些對應物，就應該分解它們，以便將他們歸入普遍人性當中去。例如，"仁"、"義"和"禮"，在中國的經典中不斷出現，英文一般翻譯為"benevolence"，"justice"，和"propriety"。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推敲這些詞語的內涵，那麼就會發現這種翻譯不是很合適。英文的對應詞並不能囊括漢字的全部含義。此外，"humanity"一詞可能是被翻譯為"benevolence"的中文"仁"字最恰當的英文翻譯。但這時的"humanity"，應該從不同於英語習慣用法中的意義理解。冒險的譯者，可能會用《聖經》中的"love"和"righteousness"來翻譯"仁"。可能這一翻譯比別的任何認為表達了詞的含義，同時也符合語言習慣的翻譯更好些。然而，現在如果我們把這些詞所傳達的理念分解為普遍的人性的話，我們就會得到他們的全部含義，即"善"，"真"和"美"。
此外，研究一個民族的文學，一定要把它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去研究，而不能像目前絕大部分外國學者那樣，把整體分割，毫無計畫與程序進行研究。馬太·阿若德先生曾言："無論是人類完整的精神歷史，即全部文學，還是僅僅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要將文學的真正力量體現出來，就必須把它們作為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來進行研究。"但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研究中國的外國人中，幾乎沒有什麼人將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正因為如此，他們很少認識其價值和意義，事實上幾乎沒有人真正是行家。那種理解中國民族性格力量的手段也微乎其微！除里雅格等少數學者外，歐洲人主要通過翻譯一些不是最好的、最平常的小說，來了解中國文學。這就比一個外國人評價英國文學時，依靠的是布勞頓女士的著作，或者是小孩與保姆閱讀的小說一樣可笑。在威妥瑪爵士瘋狂指責中國人"智力匱乏"之時，毫無疑問他的頭腦中肯定是裝著中國文學的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