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我和他結婚一周年了。再過兩個星期，我們的兒子就要出生了。
隨著產期的臨近，我的心情緊張起來。這時候，他搬出那句口頭禪：「別怕，有我在呢。」我笑了：「這回你可幫不上忙。」他說：「別小看人，到時候我握著你的手，你就有勁兒了。」
他說得對。
今年一月，我突然發起燒來，39℃的體溫持續不退。去診所就醫，美國大夫簡單地檢查了一下，說是感冒，不必吃藥，過幾天自然就會好的。五天過去了，病情依然不見任何好轉，只有靠強退燒藥才能暫時抑制一下體溫，藥效一過，溫度計上的紅線依舊竄得老高。他急了，連忙開車帶我去醫院看急診。等了近一個小時才有位護士傳我進去。我當時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他堅持扶我，卻被那位護士不客氣地擋在門外。結果，我在裡面又等了半個多小時才有一位值班醫生過來詢問。幾句話之後，便說：「你是感冒，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問是否需要打針，他說不必。接著開了一種抗菌葯，便準備打發我走。
這時，突然聽到門被「砰」的一聲撞開，接著是護士的抗議聲，但她的聲音立刻被一個更響的嗓音蓋過：「我要見我的妻子。為什麼耽擱了這麼長時間還不見她出來？」他像牛一樣沖了進來，這時誰如果攔他，他准跟人家打起來。他幾步跨到我面前，緊握著我的手，說：「你沒事兒吧？別怕，有我在呢。」接著轉向醫生：「這怎麼會是一般的感冒呢：為什麼不給她做X光透視？」醫生大概被他的氣勢鎮住了，一時不敢言聲，乖乖地領我去做透視。結果：是肺炎，而且已相當嚴重。如果再發現得晚些，會並發心肌炎和腎炎。
每當我勸他改一改急脾氣的時候，他就會說：「要不是有這麼個急脾氣，這些庸醫就把你的命給送了。」
他說得也對。再說，他的急脾氣也的確改不掉——命書上這麼寫的。
你說算命這事兒，有時還真挺准。有一位很有名氣的易經學家，曾經在幾年前告訴他何時會遇到終生伴侶，何時會有第一個孩子，現在一一應驗，你說神不神？那位大師還說他這一生天馬行空，操勞忙碌。這也不假，一年三十萬英里的飛行距離，明明白白地在他的航空帳戶上。
「我再也不想獨自旅行了。」婚後他這樣對我說。可是，半年前，他又不得不獨自登上了去香港的飛機：那時我已懷孕，又在上學。去機場送他的時候，他說：「我一定儘快回來。」當時我還不甚明白「儘快」指的是什麼，心想：「去跟人家簽合同，日程表上寫的是三天，排得滿滿的，怎麼個儘快法？」
沒想到，才過了兩天就接到他的電話，說是當晚回紐約。
「談判不成功嗎？」我問。
「不，合同已經簽了，一切順利。」話筒里傳出他興奮的聲音。
他提前一天回家了。因為臨時改換航班，不得不用頭等艙的票子換了張經濟艙的——人家肯定以為他神經搭錯了。要知道，他個頭大，在經濟艙的座位上，只能縮著腿，二十個小時的連續飛行，真夠他受的。而且，為了早回來一天，前兩天他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根本沒合眼。
「這下用不著倒時差了。我現在困極了。」他一臉倦容，眼皮都抬不起來了。
「幹嘛把自己趕得這麼緊？不要命了！」我給他蓋上被子。
「一個人有什麼意思？過去是沒辦法，現在有家了，還不趕著回來？再說，我是個急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說著，鼾聲已經響起來了。
美國去年有一本暢銷書，書名是《男人從火星來，女人從水星來》。其作者認為，男人和女人猶如來自不同的星球，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邏輯：女人永遠都想把男人改造成她們心中完美的模樣，而男人呢，則固執地認為自己已經夠完美了，於是兩下糾纏不休。
我們之間當然也有著急上火的時候。事後，他總開玩笑說：「物極必反，等我老了以後，肯定是世界上脾氣最好的老頭，你耐心等著吧。」有了這樣的承諾，我還能說什麼呢？於是乾脆放棄了改造他的念頭，接受了他的存在。當然，這並不妨礙我時而暢想一下悠閑平和的老年生活。
而時下，我們正年輕，正天馬行空。
我們一直在搬家。為了結婚，他把加里福尼亞的房子賣了，搬到了紐約；
為了陪我一起回國定居，我們又把紐約的房子退了，搬到上海。
「哪兒是我們最後的家呀？」我問他。
「有你在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永遠忘不了他最初送我的那捧紅玫瑰。每一朵都是那麼完美。關了燈，
月光從窗口透進來，那些絲絨般的花瓣折射出柔和的光澤。
真的，我們倆很知足：我們的相遇並不算太遲。愛情，在這個很多人聽見就露出懷疑眼光的時代，我們倆相信。
有一位朋友曾提醒我們：」肯定會有人說閑話的，說你們一個有名，另一個又是做生意的。」其實，已有傳聞說，楊瀾嫁給一個又矮又丑的老華僑，還要神秘地加上一句：「不過，聽說很有錢。」
我說：「這些人的想像力的確不太豐富。」
他說：「我們自己開心就行了。」
話雖這麼說，畢竟還是凡人，有煩惱的時候。有人說我和他回國定居是因為在海外混不下去了，說他是想靠太太的名氣賺錢。我真的憤怒了：做人怎麼這麼累呀！有人出國不回來吧，說人家不報效祖國；我們回來吧，又說風涼話，橫豎把別人往環處想，只有這樣心理才平衡嗎？！
我知道他爭強好勝慣了，憑自己的才幹在美國創下一塊天地，從來沒受過這種氣，真替他不平。他苦笑著說：「誰叫我娶了個有名的太太？說不定還有人會叫我『楊先生』呢。嘴在別人腦袋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你可不許灰心，別沒出息！」
「楊瀾，你多幸福啊。我真有點兒妒嫉你。」我的正被感情困擾著的女友這樣對我說。
當我把這話傳達給他時，他大大咧咧地說：「我本來就不錯嘛！」不瞞你說，我欣賞他的這種自信。
正是憑著這種自信，他十九歲時隻身去法國求學，兜里只揣著四十美金；又是憑著這種自信，生活無著的他沒日沒夜地在餐廳里打工，掙學費、生活費。一天，又餓又累的他在切菜時險些把手指切斷。老闆立刻甩過來一句話：「我可不負責醫療保險。」為了保住這份工作，他粗粗地裹了一下傷口，又幹了起來。他對我說過，當時他腦子裡想起了韓信。
我堅信，一個胸懷大志卻又能忍受艱苦和屈辱的男人，是最了不起的，他也是最值得信賴的，因為他懂得珍惜世間真情，懂得體諒人情冷暖。
每次去紐約的中餐館吃飯，他都給服務員不少小費，特別是那些從大陸來的。
「看見那位專為客人倒冰水、收盤子的四十來歲的人嗎？一看他的手勢，就知道是新手。這是餐廳服務員里幹活最累，小費最少的活兒，剛進來的人才被分配做這份工。負責點菜的服務員把所收小費的10％給他，他每晚干五六個小時，連工資頂多得二十幾塊美元，同是中國人，還經常被資格老一點兒的人欺負。」說起餐館裡的事，他樣樣在行。
吃完飯，他特意給那位中年人小費，那人謝個不停。大家聊了幾句才知道原來那人在國內是機關里的幹部，陪讀來到美國，剛到一個月。「唉，有點兒吃不消。看來出國前精神準備還是不夠。」那人苦笑著對我們說。「上帝對我們倆兒真是眷顧，」出門時他感慨起來，「你看人家四十多歲了，還要從底層做起，不容易啊。」
街邊有個中國老漢，看樣子六七十歲了，正在賣肉包子。當時正刮著大風，行人匆匆而過，沒有人注意到這老漢失望的眼神。風把老漢的皺紋吹得更深了。
他走上前去，一口氣買了二十個包子。
「夠我們吃一陣子的。」我挽著他的手臂往家走。
「這麼大年紀還不能呆在家裡享享清福。」他自言自語道。
我認真地建議說：「如果有一天我們老了，又窮，也出來賣肉包子吧。到時候，我們就叱喝說：『吳記肉包子，又鮮又香嘍！』」
命運無常，誰也不可能一直走上坡路，甚至刻苦努力也不一定保證成功，只不過人們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一面罷了，就像賭場里傳出的永遠是頭彩的消息，至於那些不賠不賺或輸得精光的人，大家盡量不去注意。今天的名與利是我們的勞動所得，問心無愧；明天即使名利淡去，也還有腳下一塊堅實的土地；那就是我們的愛情和家庭。我很奇怪為什麼記者們每次採訪我都要問一句：「事業和家庭，哪樣對你更重要？」這還有什麼疑問嗎，當然是家庭更重要：事業的成敗往往取決於他人的評價，而感情上的得失卻完完全全是自己真實的感受，誰也無法代替，誰也掠奪不去。這樣想的時候，我和他靠得很近，天地也因此更顯遼闊。
工作累的時候，我們喜歡暢想。「乾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