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見面時往往恭敬地遞上一張名片，上面印著「經理「、「教授」的字樣，那是指職位；作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紹來賓時冠以「著名表演藝術家」、「著名作家」的頭銜，那是指成就。而對於既無職業，也無成就的孩童來說，他們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與他人的關係來確認，如「××家的小孩」等等。
在我的童年時代，曾驕傲地擁有自己的身分與標誌。那是一條小手絹，上面用紅棉線綉著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號」。今天不少名人因為其名家喻戶曉，沒有必要在名片上羅列繁多的職位與榮譽，也常常採取這種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別在衣襟上的小手絹，似乎就有類似的去繁就簡的功能。當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我丟了。
侯家路112號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裡與城隍廟之間有兩三分鐘的路。我在那裡從一歲半呆到四歲，後來又斷斷續續住過兩年。那裡是我記事以來最早的坐標，我的第一個社會標誌，就是住在侯家路112號的那個小女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記憶里搜索這個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國時，我興緻勃勃地拉著吳征，去「瞻仰」兒時的故居，準備指指點點、吹番牛支。但是、晚了。侯家路一側的房屋早已被夷為平地，被水泥牆圍了起來，據說是香港明星成龍、梅艷芳等等資在這裡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瓊樓玉宇、燈紅酒綠將賦予這一片地區不夜的繁華。斜馬路上的公用電話亭還在，但一年之後整個城區都將被拆除。我正長吁短嘆，吳征一把將我拉到一邊，一輛三輪車從我身邊飛快地駛過，上面裝著叮滿蒼蠅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歲的外祖父母已於去年遷出了他們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路，搬入浦東兩室一廳的單元房。年邁的他們一如既往的豁達，並不因故居難離而多愁善感。他們說，現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響、狹窄陡峭的木樓梯，可以告別老式馬桶所帶來的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著浦東新鮮的空氣，何樂而不為呢？
傷感的倒是我這個年輕人：永遠失去了那條濕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門前菜場那幾隻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賣話梅、粽子糖的煙紙店，我童年的「身分」還找得到嗎？
幸好，記憶還不曾丟失，而且隨著我的唯恐丟失的慌張，更加清晰起來了。
我第一次住進侯家路的時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這當然不是我當時的記憶，而是媽媽事後告訴我的。因為當時我還只有一歲。那時年輕的父親遠在阿爾巴尼亞當援外專家、年輕的母親即將離開北京赴湖北陽新五·七幹校報到，她本想把我一塊兒帶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這怎麼行呢？農村條件不好，說不定奶粉都不好買，還是留在侯家路，由我來帶吧，保證養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輩子家庭主婦，生育撫養了五個孩子。論持家養孩子的經驗在鄰里中被廣為稱道。我媽媽雖然捨不得，但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於是襁褓中的我，含著奶瓶，躺在東搖西晃的火車裡，搖啊搖，搖到了外婆橋。
侯家路只有百米長，五六米寬。街兩邊是一色舊式木結構的兩層樓房。
因為街道不寬，人們晾晒衣被時就把長竹竿架到對街伸出的窗台上。每年梅雨季節一過，家家戶戶開櫃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陰濕驅散。於是，整條街的半空中，被單招展，衣裙飄揚，有萬國旗齊聚式的氣派。
到了盛夏的傍晚，沒有空調的木板房裡熱不可當。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上，一戶戶人家也短衣短褲地出現了。一條侯家路被填了個滿滿當當。這時，後院的老伯會搖著蒲扇，給聚在身邊的孩子講個鬼故事；居委會的老太太們挨家挨戶地送著驅蚊葯；男人們湊上幾桌棋牌，誰輸了就在耳垂上夾上個晾衣服的木夾子..最可憐的是那位胖公公，數他輸得最多，往往兩隻耳朵都夾滿了，臉也漲得和耳朵一樣紫紅紫紅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見他赤膊坐在那裡，心無旁騖地琢磨著手中的紙牌，其執著倔強，今天想來仍令人欽佩。
侯家路上有菜市場。每天凌晨，運菜的卡車往往亮著大頭燈，大模大樣地開到街心。很快，卸菜聲、裝筐聲、標價聲此起彼伏。清晨四點左右，菜市就開始熱鬧起來了。上海人習慣在上班前買當天的新鮮菜。各家退休的老頭老太們起得更早，在城隍廟九曲僑上打一趟太極拳後，就在菜場排起隊來。沒有分身術的人們既要買菜蔬，又要買魚肉，便常常以磚頭、竹筐之類充當「隊列」。有時，排在後面的人不買帳，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隊伍。主人趕來時，對這樣的非禮極其憤慨，高聲質問。但前前後後的人或大呼「勿曉得」，或一言不發，搞得主人也無可奈何，終於不了了之。這股怨氣常常發泄在那些態度本來就不夠和善的售貨員身上，於是忙碌嘈雜的集市上多了幾個高亢嘹亮的聲音。
這一切，侯家路的人習以為常。他們夜裡睡得安穩，幾聲汽車喇叭並不妨礙他們。在晨霧裡，他們起身、洗漱，用蛤蜊殼嘩啦嘩啦地刷著馬桶，彼此道著早安，然後吃著自家的醬菜泡飯，或奢侈一下，買一碗小餛飩，吃得津律有味，頗為知足。方才還聽到一對小夫妻尖聲地拌嘴，不多久又見他們倆穿戴整潔、親親熱熱地挽著手出來。在左鄰右捨生煤爐的煙灰里，在各家早點撲鼻的香氣里，他們用自行車的鈴聲催開擁擠的人群，一撇腳，騎車上班去了。
這是個典型的市民居住區，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區，但隨著城市的發展和新移民的遷入，這裡日漸擁擠、破舊起來，在講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什麼「高級住宅區」。人很雜，環境也並不優雅。我為什麼至今還是那麼留戀它？出於童年的回憶外，一定還有其他的什麼。細想起來，當我五歲回到父母身邊以後，便進入了一個相對單純的大學校園裡。父親是大學教師，母親是音響工程師，左鄰右舍，清一色的知識分子。人們談吐高雅、舉止得體，寬敞的校園裡靜悄悄的，花園很潔凈。然而這斯斯文文的世界對於我這個孩子來說，反而單純得近乎單調。相比之下，侯家路或許雜亂，或許瑣碎，但那裡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劇是那麼豐富和真切，讓我神往。何況那裡的人給了我最早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