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來到了伊斯坦布爾，心中不免有些激動。
當遊船徐徐駛入博斯普魯斯海峽，我的激動被青藍色的水波蕩漾得愈發明澈了：這絕不是一次平常的旅行，因為這水絕不是平常的水——這一帶漣漪挽起的是：歐洲和亞洲。
在這兩塊大陸的交接處，北面形成了白雪皚皚的高加索山脈，彷彿是天地之間永恆的驚嘆號，冰冷著臉，向天空質問最後的勝負；南面則形成了明媚多姿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兩岸雖迎面相峙，卻不見刀光劍影，彼此都給對方留下一塊餘地，竟發現對手並非面目可憎。
千迴百轉在這裡交匯，竟使這一帶山水蔥蔥鬱郁，在地中海溫暖的陽光里融合成一道完美的風景。兩岸的城堡、民宅建築風格非常相似，都兼有歐亞的特色。更有博斯普魯斯大橋橫亘兩岸，把本已相似的自然人文牢牢地牽繫在一起。如果方向感不明確，還真分不出哪面是亞洲，哪面是歐洲呢。
遙想當年，無論是年輕氣盛的亞歷山大大帝，躍馬揚鞭的成吉思汗的子孫，還是金裝銀飾的奧斯曼君主，都曾在這天塹處駐足極目，為跨越洲際，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而躊躇滿志。這亘古的界限，因為有了這些豪邁浪漫的故事而更顯風流。
我正沉醉於忘我的激情之中，忽聽身邊的遊客中有人說：「其實這是條平常不過的海峽，只不過人們給它的兩岸起了不同的名字。」
這話真不中聽。到了名勝，不去體會它的好處，反而冷眼旁觀，扯上兩句風涼話，正是我難以容忍的矯情——早知如此，您老又何必來呢？
索妮亞是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記得第一天上課時每人做自我介紹。輪到她，還未開口，先笑起來，然後趕忙道歉：「對不起，我實在不知如何介紹自己。是這樣：
我叫索妮亞，我的父親是德國人和英國人的孩子，我的母親是西班牙人和秘魯人的孩子。我出生在法國，那時父親在法國做外交官。不到兩歲，全家搬到南美，先後在巴西、智利、秘魯各住了三年，後來我在德國和法國上學，再後來到了匈牙利和俄羅斯。今年我二十四歲，又來到美國讀碩士學位。我會六國語言。我的自我介紹完了，實在太長，對不起。」
大家都聽糊塗了：「索妮亞，你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你認為自己首先屬於哪個國家呢？」
「不知道，」索妮亞一本正經地回答，「真的搞不清，乾脆也不想搞清了。雖然我有兩本護照，但是地球才是我真正的國家。」
對於我來說，索妮亞的經歷實在具有傳奇色彩。但我很快發現周圍的不少同學都有與她相似的背景。每當問他們「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他們都聳聳肩膀，然後開始冗長的解釋：他們都是混血兒或移民，如果想知道鄉關何處，那得先從父親的祖國開始，然後是母親的，或者是自己的出生地..總之是一筆糊塗帳。
不過，困惑的深淺不完全取決於他們所涉及的國家的多少，而且在於影響他們的多種文化的差異。他們常常反問：「從哪裡來？你是指我的血統，還是出生地，還是文化？」
明子的父母都是移居巴西的日本人。她出生在里約熱內盧，從小接受的是葡萄牙語教育，高中畢業後來到美國讀書，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八年。她喜歡吃日餐，卻坐不慣榻榻米；覺得巴西是最美的國家，可是行為作派越來越美國化。不過，她的英語明顯帶葡語口音。
「我是一個喜歡美國生活方式的懂葡萄牙語的日本人。」她這樣描述自己。
「哪種文化對你影響最深呢？」我問她。
「說不清，各有一點兒。它們在我的頭腦中己融為一體，難分彼此了。我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做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分清哪些想法歸哪個文化。要知道，文化是相通的，只不過人們給它們取了不同的名字。」明子這樣回答我。
我忽然想起博斯普魯斯海峽上那位遊客的閑話，心中隱約察覺到了些什麼，但又似乎還不分明。
在對國際傳媒發展歷史的研究中，我發現了兩條相反卻又並存的線索：國際化和本地化。更有意思的是，兩種趨勢都日漸明顯。一方面，現代通訊手段，如衛星技術、光纜技術等使全球的聯絡有了從所未有的便捷、高效，使地球日益成為一個小小的村莊。特別是電視的國際化，把天涯海角帶入咫尺之家，一場海灣戰爭通過現場傳送到世界各地，而日新月異的電腦技術也正把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織入同一網路。這個地球不再僅存在於地理上，歷史上，也存在於無形的電波、數字空間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發生在這個星球上任何一處的事情都不可能不對其他地區產生影啊。
另一方面，保留本民族、本地區文化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人們對文化的同化現象表示不安，而且畢竟更關心發生在身邊的事情。於是，在亞洲紛紛設台的歐美傳播公司不約而同地發現了一條規律：當地節目比進口節目的收視率更高更穩。即使在文化相近的歐洲各國，本地新聞和電視劇而不是美國的肥皂劇，是當地觀眾關注最多的電視節目。世界範圍內地區性有線電視每天都在瓜分全國及全球性的大電視網的份額，因為當地節目更易調整，更有針對性，且更獨特。
總而言之，這個世紀末，各個民族，各個文化都面臨著相似的悖論：一方面是種族、民族的大混血、大融合，文化、生活方式的大滲透、大同化：另一方面是尖銳的宗教、宗族的流血衝突和保留純正的傳統文化的大聲疾呼。面對這兩個正好相反的趨勢，人們真有點兒被搞糊塗了：「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越是悠久的文明，越是驕傲的民族，在這個悖論前越顯痛苦。理念與情感的衝撞不亞於地理大板塊的狹路相逢。一些人抱定視而不見的鴕鳥政策，想拒絕這個大世界的衝擊，也有一些人骨子裡的自卑發展成表面的過於誇張的傲慢，守住「你有什麼了不起，老子還看不上呢」的邏輯，或者惡狠狠地往地上啐一聲「呸」，聊以泄憤，實際不損別人一根毫毛；也有些人以為守定了一些文化符號，就守住了祖宗的基業。一談中國的藝術品，必搬出些繪著「嫦娥奔月」、「八仙過海」的鼻煙壺，津津樂道於筆觸的細膩和繁多；或熱衷於比賽在一張薄絹上綉幾千幾百個童兒，在一根頭髮上刻幾十首唐詩。我不想貶低這些工藝品，但是沉溺於技巧的熟練，忘記了藝術的本質在於升華靈魂，只能把一個民族可貴的才華和生命浪費在工匠的複製中，而我們需要的是大師。
在紐約，我採訪了在紐約時裝界頗受青睞的來自杭州的服裝設計師韓楓，發現她的作品中並沒有明顯的中國傳統圖案。她解釋說，中國服飾文化對她的影響並不體現在盤扣和繡花上，而是表現在整體的韻味上。比如她設計的夜禮服就吸取了旗袍簡單流暢的特點，以前後兩片布料來襯托女性婀娜多姿的曲線。她的設計不僅出現在美國一流時裝雜誌上、高級商店中，而且還作為藝術品在現代博物館展出過。美國時裝專家說，她的風格在與時裝主流的融合中反映出東方特有的氣質。這使我明確了這樣一點認識：所謂發揚傳統，應指精神上的繼承，而非細節上的模仿。我們的文化根深基厚，為何要抱住一些罈罈罐罐不放呢？
當東方的古老文明在昔日的繁榮和今日的挑戰面前產生困惑的時候，西方的發達國家也遇到了自己的「誤區」，表現出幼稚的自高自大。比如曾經由各種外來文化相容而成的美國社會在二戰後的強盛中滋生了一種「世界即我，我即世界」的自我封閉意識。我國某部長一九九四年訪美時，美國《時代》雜誌的董事長曾問他：「請問你們中國的媒介什麼時候開放呀？」該部長回答說：「中國的電視中有30％的節目是從世界各地引進的，而美國主流電視中有多少外國節目呢？到底哪個媒介更開放呢？」一九九六年，《楊瀾視線》節目的一個話題是一個調查，看看中國和美國十四歲的中學生（二○○○年中學畢業），誰更了解世界，結果表明，中國學生對世界歷史、地理及科學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美國學生。一個中國學生可以用英語回答出美國的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名字。而不少美國中學生卻說不出上海是哪個國家的城市。美國，該為自己下個世紀主人的知識素養操一點兒心了。
在這個文明互相撞擊的時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需要面對現實。想拒絕衝擊是不可能的，想放棄根脈也是愚蠢的。我想起明子的那句話：「重要的是做一個完整的人。..文化是相通的，只不過人們給它們取了不同的名字。」
此時，在我眼前出現的是歐亞大陸交界處的山脈和海水。我想，深厚的文明是經得起碰撞的，它反而因為對手的勢均力敵而更顯存在的價值。交鋒處，自會山嶺巍峨；相融處，又何妨柳暗花明？
讓我再回到在土耳其的旅行吧。在它的首都——伊斯坦布爾，我遊覽了具有二千五百多年歷史的聖索菲婭清真寺。它建於東羅馬拜占庭時期，當時是一座東正教教堂，十五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定都伊斯坦布爾（當時稱康斯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