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教授被哥倫比亞新聞學院開除了。原因是有學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課內容不充實；罪名之二：從不留課外作業。
帶頭寫信的學生是一位名叫凱特的姑娘。她理直氣壯地公開說：「我們是付了哥倫比亞的高昂學費（每年兩萬美元）來聽課的，學不到東西當然要請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電視新聞課。在此以前，他已經在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ABC（美國廣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聞製片人，現任ABC晚間新聞部副主任，在美國電視圈裡頗有聲望。這一次被幾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砸了飯碗，心中一定不怎麼好受。
學生炒老師魷魚的事，我這還是第一次碰到。在國內上學時只聽到學生們埋怨功課太多，從來沒有因哪個老師留的作業少而發難的。看來自己掏錢交學費感覺的確不一樣。
美國學生的不依不饒讓我領教了不止一次。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二個學期，我選修了電視紀錄片這門課。赫弗教授是我們的指導老師。他為人謙和，有問必答，使我們覺得他很好說話。期末將至，每個學生都忙於完成一個二十分鐘的紀錄片，在電視機房裡通宵達旦地做後期編輯。正在此時，一個同學跑進來說，他偶爾在學校的電腦系統里查詢成績，發現赫弗教授在沒有看過期末作品的情況下，已打了分數，輸入了學校電腦系統，而且據他說，給的分數很低。熬得兩眼通紅的同學們立刻群情激憤，紛紛查詢自己的分數，果真低於常規，竟有一些人得C（美國大學以A、B、C、D、E排列分數等級）。
近年美國高校的成績有「通貨膨脹」的趨勢，老師很少給B-以下的分數。對於不少只有靠爭取獎學金才能完成學業的學生們來說，得一個C無異於前途被斷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過。學生們一個個走進他的辦公室，要求解釋。可憐的教授只好承認他只根據平時印象打了分，而且對其他教授的評分「行情」毫無所知。他答應在看過個人的紀錄片作業後再酌情加分，這場風波才算過去。
說起來，美國大學裡的教授，日子過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個別知名學者之外，大多數教授一年只掙四五萬美金，在中產階層中混個中下游。近年來全美各高校經費緊張，很少給教師長工資，教授們的實際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見自己的學生畢業後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資水平的工作，教授們頗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個月假期的份兒上，真會有不少人辭職不幹呢。年輕的教授們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觀經濟學」的恩格爾教授三十多歲就謝了頂。他在課堂上開玩笑說，這全是營養不良，常年操勞的結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經濟學。兩人結婚時給親朋好友散發的邀請信上，赫然畫著經濟學中常用的「消費曲線」，標明：「如果您將送我們結婚禮物的話，最好還是送現鈔。因為這樣我們就有更多的消費選擇，從而可以達到更高的消費滿意曲線。」恩格爾教授在講到「消費選擇」這節課時，特別舉了這個例子，現身說法，結果給我們極深的印象，以至於在年級統考中，有關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班上的同學極少有答錯的。
當然，儘管教授們收入不豐，儘管他們有時還要受到學生的「挾制」，但他們畢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師，肚子里裝著學問，簡歷里寫著成就，你不服氣還不行。
麥特勞克教授做了一輩子外交官，曾任美國駐前蘇聯大使。由他來教「現代外交」課，真是再合適不過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中大多數人穿便裝上課，而麥特勞克教授卻從來西服革履，在著裝上一絲不苟，說起話來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職業外交官的派頭，讓講台下穿牛仔褲、T恤衫，習慣把腳放在桌面上的學生們在他的課上收斂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談到文化差異與外交事務時，他談起了個人經歷，「作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領帶。在當駐蘇大使時，有一次，我應邀去一個農場參觀。為了顯示平易隨和，我特地換上了布衣布褲，沒想到，這一換裝反倒惹惱了那些農民。他們認為我穿著過於隨便，是對他們的一種輕視。這次經歷讓我記憶猶深。別小看穿衣戴帽這樣的小事，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會產生不同的理解。對於外交官來說，不拘小節或忽視當地的文化傳統，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這番話說得我們這些學生紛紛點頭，明白教授先生平日為人師表，的確用心良苦。當然，有時麥特勞克教授也要為此付出代價。一次，教室里的空調失靈，又正值天熱，身體早已發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額頭的汗水，儘管如此，他也只脫下西服上裝而已，決不解開襯衫的領子或袖口，領帶也未嘗鬆動，依舊緊緊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為感動起來。那天他講課的主要內容是「外交官的紀律性」。
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兩年中，給我幫助最大的是約翰遜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國際傳媒系主任，又是我的個人指導老師。他本人是報紙記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國的最大報紙《紐約時報》擔任了二十年的高級編輯。今年他已六十五歲，一頭雪白的鬈髮，眼睛裡既有為師的慈祥，又有記者的銳利，愛穿高領套頭衫、粗呢西裝和牛仔褲，非常幹練，好像隨時都準備出門採訪似的。
約翰遜教授常說：「記者最忌一個『懶』字，落在紙上的東西一定要親自核實，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說。」每周，他都要求我們交一篇兩千字左右的專題報道。遇上有的學生為圖省事，連續幾篇都寫些在學校里發生的事，他就不客氣地說：「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記者，是不是只報道發生在報館或電視台內部的事呢？這樣你倒是適合去某個機關報乾乾。」
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鑒，我豈敢掉以輕心？於是力爭每篇報道都在內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對代表前衛藝術的外百老匯劇的採訪，又有對公立小學教育經費問題的調查；既寫市中心的高檔咖啡館，也寫街邊的流浪漢。一次，為了了解黑人社區對州長競選的態度，我隻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區，採訪黑人教堂、社團及商販，取得了第一手資料。結果，那篇文章很得約翰遜教授的讚賞，並作為範文印發全班人手一冊。當然，他在文章結尾處的評語也就被公諸於眾了：「我很欣賞你對不同題材的嘗試，並認為這是一篇構架完整，文字流暢的好文章。作為一名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學生，做到這點尤為不易，但是我必須提醒你：哈雷姆區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後最好不要單獨前往。」我回想起那天採訪歸來，天色已暗，路邊潦倒的醉漢向我投來的審視目光，心中也不禁後怕起來。而約翰遜教授的評語中所表露的關懷，在我心頭留下了一份暖意。
臨畢業的時候，《紐約時報》採訪了我，接著《新聞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專訪。那些記者在提問時請我談談對美國傳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說：「美國主要新聞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話題上。且不論這些報道本身的準確性如何，單是與其他現實題材的比例失調，就違反了你們所信奉的『新聞原則』，給讀者留下有失偏頗的總體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駐美記者，而我發回給中國的報道無一例外都是關於美國毒品問題的，那麼中國人頭腦中的美國將會是如何呢？作為美國人，你們是不是也會感到不公平呢？」這番話中有關新聞準確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約翰遜教授的新聞課上學來的。
當我把這些講給約翰遜教授聽時，老頭兒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來：「妙極了，不愧我給你的那個『A』。我為你感到驕傲。美國的媒體習慣於標榜自己的公正與準確，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時候了。」
離別時，我問他何時有機會去中國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電視節目。他悵然地說：「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去。只是，我年紀大了，不知什麼時候能有這個機會。」
我說：「如果沒有機會，我就用攝像機把中國拍下來，帶到美國來給您看，教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