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我喜歡紐約，第一眼就喜歡。
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錄製了《正大綜藝》二百期特別節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飛機。飛機誤點，到達紐約已是午夜時分。我的身下出現了一座綿延不絕的燈火的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滿是緊緊相連的移動的光點，穿梭縱橫，那快活的節奏讓我想起一首老歌《紐約，紐約》，其中有一句歌詞是：「如果能在這裡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為這裡是紐約。」我的嘴裡有些發乾，年輕好勝的心怦怦地跳著。過去的一切榮辱勝敗都在這片燈火前變得毫不相干，我將重新開始，在這個地球上最繁華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至於這個位置究竟是什麼，我還相當模糊，但這並不要緊，要緊的是：紐約，我來了。
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證件，態度竟和善可親，使介於臨戰狀態的我一下放鬆了警惕。他指著我的入學通知書說：「紐約大學可是個好學校（我來美國時就讀於私立紐約大學，半年後轉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我兒子想上這個學校，但學費太貴了，我供不起。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學，他在那兒學得不錯。」說著啪啪啪一串鋼印，「祝你好運氣！歡迎到美國來！」一時間，我想起了長安街上「北京歡迎您」之類的廣告牌。感覺良好。
記得臨行前不久，國內剛剛播了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那有關紐約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名言，已成為紐約留給全中國的印象。我推著行李車，隨著人群向外走的時候想：紐約是地獄的比喻是針對那些沒有經濟保障，語言不通，又無一技之長的人來說的。而我呢，既是美國名牌大學的研究生，又懂英語，不需要打黑工掙錢，還有四年電視主持人的專業背景，紐約對於我，當然不是地獄。於是，只剩下了另一種可能。這樣簡單的推理，嚇了我自己一跳，好像眼前這個未知的城市已在耳邊低聲告訴我那個肯定的結局。心中不由一陣欣喜。
來機場接我的是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稱他們為「朋友」，是因為他們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託來盡地主之誼。他們曾看過我主持的節目，因此也不顯生疏。客套了五分鐘就開始大聲說笑起來，使我這個異鄉人倍感親切。
剛才還在波音747上俯視紐約的燈火，轉眼間，已置身其中。暖洋洋的橙色或銀色的亮圈在車邊閃過，照得車裡忽明忽暗，正搭上我們跳躍的情緒。駛上百年的布魯克林大鐵橋，才發現原來最燦爛的光彩已密密地匯聚在車的前方。地面堆不下，便擠上了天空，壘起一座座晶瑩剔透的光的大廈。那就是曼哈頓了。
興奮的我不時問這問那，熱情的他們不時說這說那，談起《北京人在紐約》，他們更是滔滔不絕：「整個兒是蒙國內的人。好像紐約是個大喜大悲的戲劇化城市，其實變相的還是重複』紐約遍地是黃金』，揀一點好萊塢的套路。誰一到美國就找得到工作？誰說勤奮就可以發大財？到唐人街服裝場做苦工的大多數是偷渡來的福建農民，誰見著有來自大城市的知識分子？那些小中餐館的老闆大多數都是積了近十年的錢才開出自己的買賣，老闆娘都是四十往上了。看上你，就麻煩了。」
他們說得既慷慨激昂，又極流暢，顯然是已對不少人說過同樣的內容。
我聽著有趣，知道他們在細節上太過認真了，但心裡不知怎麼地有些不安起來。
他們三位中有一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叫趙偉，也在紐約大學讀書。她說，在我沒有找到住處之前，可以先住在她那兒。
這是一幢臨街的紅磚樓房，六七層高。據說離學校只有二十分鐘的步行距離。深夜的街道有些冷清，偶爾有兩三個人摟摟抱抱地走過，竟都是男人。趙偉介紹說這個區叫「格林威治村」，住著不少藝術青年，同性戀也特別多。「放心，對女孩子來說，相對還算安全。」她特別加上一句。
她住在二層。打開門一看，這是一個四房一廳的大單元，門廳特別寬敞，廚房也不小，設備俱全。洗手間只有一個，但兩個女孩子合用也夠了——我這樣想。我問趙偉我一個月該付多少房租，她說：「我們倆平攤，一人二百七十五美元。」
我喜形於色，（因為王姬曾告訴我紐約的一室一廳的單元房租都在每月一千美元以上）說道：「這麼便宜！北京的房價恐怕都比這個高。哪間是我的？我能不能先把行李放在客廳里，明天再收拾？」趙偉遲疑了一下，說：「放在客廳里恐怕不行，因為這是我們八個人共用的。」「八個人？」「對呀，一共四間，每間住兩個人，咱們倆共用一間。」我愣了一下，才知道我剛才誤會了她的意思。趙偉也停頓了幾秒鐘。她一定在想：「這個楊瀾是不是明星做慣了，不領市價——哪有像她想的那麼便宜的房子。她是不是嫌這兒的地方小，太委屈了？」我又因為怕她這麼想而更感不安起來。於是，趕緊說：「不，不，這樣挺好。」
她的房間大概只有十平方米，——有兩張床，中間隔著簡易書架，另外還有一張書桌。就這點東西，已把屋子塞得滿滿的，等我把箱子放到牆角，更只剩下了走路的空間。這麼一小間，一個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也太貴了！我心想：「這也不用開箱子了，東西搬出來也沒地方擱。」
大概看出我窘迫，趙偉安慰說：「咱們這樣的條件就算不錯了。更多的中國留學生根本住不起曼哈頓，只有住在比較便宜的皇后區或布魯克林區，甚至住在治安不好的布朗克斯區，每天坐半個小時的地鐵來上學。像這樣的房間，有時要有四五個人合住呢。」我感謝她的點撥，不時點頭稱是。
熄燈前，她又叮囑說：「隔壁的香港女孩成天帶男朋友來住，他也用同一個洗手間。另外，每天早晨大家都急著洗漱上學，但左邊的那個美國女孩總是在那時候洗澡，一洗就是半個鐘頭。你要是來不及了，盡可以敲門催她，不用客氣。哦，還有，每天晚上六點半到七點是咱們倆的做飯時間。七點以後廚房就歸兩個日本女孩用了。」
我一邊命令疲憊的大腦記住這些細節，一邊想：「這麼一個單元，還真有點像個小聯合國，怪不得都說紐約更像個種族大熔爐。」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趙偉時，她說：「其實有一種更新的理論認為紐約更是一個色拉盤，是各種人和各種觀念的混雜，而不是熔煉。就拿這個單元來說吧，我們各有各的時間表，很少交往，談不上了解。」
我聽著聽著，睡著了。但時差很快開始搗亂，在紐約清晨的黑暗裡，我醒了，再也睡不著，於是望著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想自己對於紐約的種種印象，似乎都不夠正確，這以後不一定還鬧什麼笑話。紐約，到底是怎樣的城市？我還是多看多聽，少說為妙。
天漸漸發白。這才看清窗外原來還有一棵樹。光禿禿的丫杈，讓我想起父母家樓前的那棵樹，一到冬天，也是這麼冷清。不知從何時起，雪下起來了。漸漸越下越大，竟成了棉絮樣的稠密，而且落得很急，似乎發出簌簌的聲響。而這雪聲又很快被警車的呼嘯聲、汽車的鳴笛聲和行人的腳步聲所壓過。我有些興奮起來，想起多少個下雪的早晨，媽媽掀開窗帘，一聲「下雪了」便足以使愛睡懶覺的我迅速起身。堆雪人、打雪仗是兒時的把戲，成人的我只要踩上鬆鬆軟軟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跡，就夠開心了。此刻，躺在暖洋洋的被窩裡，我幾乎能聽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聲音。
鬧鐘響了。七點半。趙偉掙扎著醒來。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告訴她。她探頭往窗外一看，竟一臉懊喪，嘟囔一句：「又下雪了，真煩人！你知道嗎，這已經是這個冬天的第十場雪了。」
我同情地「哦」了一聲，心想下雪天上學一定不太方便。
我一時不知道是應該像北京人那樣為下雪而歡呼呢，還是應該開始習慣紐約人對雪的不歡迎態度。
我在紐約的生活，就在這大雪的早晨，開始了。
我，不正是一個在紐約的北京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