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稱為「主席」了。本想與年齡相仿的辯手們融成一片，但被他們畢恭畢敬地一叫，特別是領隊的老師還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門生：「看見主席怎麼不叫呢？」我不由地和他們一樣惶恐起來。兼之要維護客觀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親疏之嫌，所以變得愈加客氣。今天藉助筆端，可以拋開拘束，一抒胸懷，可謂快事，但時間倉促，不覺只落得隻言片語。
對於學生，特別是大學生，我一直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
因為父親是大學教授，所以我從小生長在校園裡。一九九○年，還在上大學的我考入中央電視台做起主持人。觀眾很快接受了我，據說原因之一便是我有「書卷氣」。一九九四年，我遠涉重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重新做了一名學生，攻讀國際傳媒的碩士學位。沒有了「明星」的負擔，還一個樸素自然的我，讀愛讀的書，聽愛聽的課，寫愛寫的文章，呼喚我曾久違的新鮮明凈的校園空氣，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一大幸事！
正因為與大學生活的這些淵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學生的節目，我在情感上都很投入，而大學師生也對我抱有很大的認同感。當導演打電話到紐約邀請我主持』95國際大專辯論會時，我便一口答應下來。
然而辯論賽畢竟與輕鬆自由的晚會不同。
單是從辯手們略顯蒼白的臉色和發黑的眼圈，以及領隊教授們輕輕的「別緊張」的叮囑中，便可使我感到那無聲的壓力。每場辯論賽錄像前，演播室一切準備就緒後，往往有幾分鐘時間的靜寂，全場等待導演的指令。台上的辯手個個儀態端莊，大氣不出，在場的幾百位觀眾無不受到這氣氛的壓迫，幾個耐不住的觀眾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來，接著咳嗽聲便此起彼落，像是每個人都在準備發言了。一瞬間，我彷彿又回到了學校的考場正不安地等待著老師發下的試卷。看著身邊的辯手們攤在桌上寫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倍受感動。好一群兢兢業業的學生啊！但願今天的考題不要太難為他們；真想看到那一張張看起來鎮定而老練的面孔上露出本來仍屬於他們的略帶稚氣的笑容。
說實話，這次辯論賽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強隊，而是幾名非華族的辯手。其中，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整體實力最為突出。在美國學習一年多之後，我深深認識到語言不僅是思想的載體，而從某種角度說，語言就是思維本身。語言的障礙不僅影響表達能力，更會直接妨礙邏輯和判斷。所以我特別能體會這幾位外國學生在以非母語的華語進行辯論時所遇到的困難，在「愚公應該移山，還是應該搬家」的辯論中，持移山立場的韓國隊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今天討論的，歸根結底是價值觀的問題，而不是方法的問題」，在自由辯論中又反覆強調寓言的意義在於比喻而不是就事論事。若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我一定會隨觀眾一起為如此精闢的發言而拍手叫好。
我認為學生讀書的動機大致可一分為二：喜歡讀書而讀書或為好成績而讀書，而參加辯論的動機或許也有為辯而辯和為贏而辯之分，兩者當然不完全對立，但就每個辯手而言，大概還是有輕重之別的。從感情上來說，我更鐘情於前者，因為我相信真正的創造和美源於熱愛而不是功利。
克拉爾·多娜麗是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明星」辯手，其對華語的掌握程度及良好的風度、率直的性格都讓人不能不喜歡她。而我最欣賞她的則是她在做觀眾時也表現出來的對辯論與思考的熱衷。如在「社會秩序的維繫主要靠法律還是靠道德？」的辯論結束後，評判團退席了，觀眾席中的她舉手發言，有條不紊地回答正方辯手提出的、反方辯手沒能正面回答的問題：「到底有哪個社會主要靠道德維繫秩序的？」她列舉了一些以宗教為主要社會法則的阿拉伯國家及沒有成文法律的澳大利亞土著部落為例，與正方辯手討論進一步辯論的可能，取得了很好的現場效果，更讓人覺得她的可愛。我看見新南威爾士大學及其他一些大學的領隊老師紛紛點頭表示讚許。大概老師們都在同一時間達成了默契：孺子可教也。
賽前與波恩大學的四位「老外」聊天，想知道他們對於自己未來事業的設想。除了歐福克一人比較肯定要做老師外，其餘三位都沒有明確的打算。問他們怎麼會選擇花五六年的時間學習一門與就業並不直接「掛鉤」的學問，他們極坦然地說：「我們喜歡中國文化，我們是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一個近來很少聽人們提起的名詞，從幾位金髮碧眼的外國人口中，以並不十分標準的我們的語言說出來，不是可以讓我們對自己有所參悟嗎？
當波恩大學首場失利後，我在結束語中說：「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及在辯論中展現的良好素質，使我感到他們雖敗猶榮。」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一定是與我有同樣的感受吧。
如果一定要問我對本屆辯論賽存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考試的氣氛過濃。由於辯論的空氣不足，偏於文字準備，因而臨場發揮不夠；辯手們勤懇用功的學生氣非常可愛，但在場上似乎給人各說各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印象，真正針鋒相對的對辯還不多見。是不是因為事先觀摩的辯論太多，以致把一些辯論技巧程式化了呢？比如在自由辯論階段，當一方提出一個質詢後，另一方往往以「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回答過了，我倒要請教對方辯手……」然後把已準備好的問題拋出了事，這樣問來問去，往往不了了之。又比如對仗工整、合拍押韻的句式往往對辯論的氣勢有所幫助，但一味追求文字本身的抑揚頓挫，或為了營造現場氣氛一味講一些俗語、俏皮話，我個人以為都會以文害意，反而給人嘩眾取寵之感。
相比之下，七場辯論中，」短平快」式的精彩發言尤為難能可貴。如在「治貧與治愚哪個更重要」的辯論中，持治愚更重要觀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舉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古訓，而反方新南威爾士大學立即反唇相譏：「不妨先吃了這條魚，再學釣魚不遲。」又如在「社會秩序的維繫主要靠法律還是靠道德」的辯論中，反方香港中文大學提出孔子的教化思想，又以包拯秉公執法為例說明道德在執法中的重要作用，正方南京大學的辯手不避不讓，以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及「道德對陳世美的惡行無可奈何，最後還是靠包青天的虎頭鍘給了一個了斷」相辯，可謂神來之筆，令我暗自叫絕。
雖然只有七天的相處，又多是在演播室正式的氣氛中，我卻已經與這些辯手建立了友誼。他們還是學生，有學生的好學，有學生的透明，也有學生的稚氣。在場上，他們據理力爭，有禮有節；在場下，他們隨和友善，寬厚待人，都讓我覺得他們的可愛。我其實也是學生中的一員，卻偏偏不得不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我心裡有許多對於辯論的想法想與他們交流，或許能幫他們出一兩個好主意，但礙於身分，不敢把酒論英雄。等到比賽結束了，可以放下架子，暢所欲言了，他們也要離開北京了。只有在臨行前，我們意外地在海淀圖書城相遇，每個人都拎著一袋書。雖是不期而遇，卻又心意相通：學生嘛，買書不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嗎？！
他們要回去繼續讀書，而我的學校也已開學了。回到校園，我們本來就沒有多少區別。何況，在我們的日記里，已經留下了「95國際大專辯論會」這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