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剛過二十二歲生日，《中國電視周報》在頭版登出了《正大綜藝》即將開播的消息。關於主持人，只有一句話：「這個節目將由著名相聲演員姜昆和初登熒屏的楊瀾主持，」接下來的星期六，我出現在中國幾億電視觀眾面前。播出的時候，我正坐在家裡的沙發上，聽見片頭的音樂，手裡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緊張的一次。周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爸爸媽媽說了些什麼也聽不見，只有電視、電視、電視……
一個人有機會審視自己，是件很特別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議：在恍惚之中似乎有了時空的倒轉，不由會對自己產生從未有過的興趣。我知道不少人喜歡照鏡子，或反覆看自己的照片，而現在家庭錄像機的普及也使這種奇特的感受進一步得到滿足。但是，如果對效果毫無把握，而且對自己的第一次審視是與幾億人同時進行的，再自信的人也會心慌。
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電視機前，等待自己出現時的心情。
我從未發現自己有那麼多小毛病。比如，眨眼太多。
連姜昆都發現了。
節目播出後的一天，他在電梯里對我說：「楊瀾，電視會把你的一切毛病放大，所以你得學會控制自己的形體，特別是眨眼的習慣要改改。從現在到演播室這一段路上，你強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試試。」
我很聽話。
一路上果真圓睜雙目，不敢讓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觸。五分鐘的路程在我看來足有半個小時。我渾身冒汗，眼睛發酸，眼淚在眼眶裡打轉。「當電視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裡詛咒著。更要命的是旁邊姜昆還時刻「監視」著我。「堅持住！別眨！」——還讓不讓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為我好。我就這樣走上了電視，做起了節目主持人。一開始，我認為這是個意外，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幹這一行的。
最先跟我這麼說的是姜昆。
那時，我的心理壓力大極了。畢竟從未經過任何專業訓練哇，就這麼往上沖，行嗎？第一次錄像就一口氣錄十三集（這個數也有點不吉利）。我把家裡的衣櫃翻了個裡朝外，也湊不出幾套能上鏡頭的衣服。向台里申請置裝費，被搶白了一句：「中央電視台是個什麼地方，有多少人倒貼錢都願意，就為出個鏡頭。」幸好，熱心的女編導們把自己的衣服都拿來給我挑，碰巧我們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幫了我的大忙。接下來的大問題是我總怕攝像機：那些黑乎乎的大東西，怎麼看就怎麼彆扭，對它們怎麼有感情？怎麼說話？一看它們，連台詞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攝像師扛著流動攝像機走到我面前，想給我一個特寫。我下意識地一下把頭轉向一邊，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別人都搶鏡頭，這個女孩子怎麼躲呀？」
我心灰極了，心想：早知道自己這麼怕鏡頭，還不如把這個位置讓給別人呢。那些沒選上的人，看我這麼糟蹋了一個好機會，肯定氣死了。有一天與姜昆討論串聯詞時，我談起這個苦惱，他突然打斷我說：「看著我。」我一愣，以為他又要說什麼笑話了，就盯著他問：「這麼嚴肅？領導要找我談話？」他也不回答，問：「你覺得這麼面對面與我說話有問題嗎？」「沒有啊！」「如果攝像機離你這麼近，你能不能照現在這樣說話？」——好像可以。可以。
心理的障礙就是一層紙，捅破了沒什麼稀奇。
從那以後，我真的不那麼怕鏡頭了，甚至覺得過去的恐懼完全沒有道理。
姜昆告訴我：」你有天分，乾電視這行干對了。」
是嗎？我可有點不相信。
《正大綜藝》剛播出，觀眾來信就像雪片似地飛來了。我從小沒聽過那麼極端的讚美，也沒有受過那麼直截了當的批評。我雖然不會因為接到幾封表揚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評頭論足卻真有點受不了，往往會因為一封批評信而沮喪一天。一會兒，有人來信說我笑得不夠；一會兒，又有人來信說我笑得太多，一會兒，他們要求我多一點幽默，一會兒，又要求我別忘了東方女性的含蓄端莊。而我是多麼希望滿足每一個人的標準！我自問：「我到底有沒有天分？」
姜昆則問「你有沒有勇氣做你自己？」作為名人，姜昆有難得的平常心，總是說實實在在的大白話。某種場合下大實話會得罪人，於是他就用俏皮話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說的還是大實話。這樣的功夫讓我頗為羨慕，可惜適合女孩子的幽默實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選擇說老實話，或者乾脆什麼也不說。對於老師的提問，做學生的本能是如實相報。
我說：「有時有，有時還缺點兒。觀眾的批評總不能置若罔聞吧？」姜昆說：「你首先應該放棄想討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後再考慮那些批評到底有沒有價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點，恰恰就是你的特點。中國看過的從一個模子里鑄出來的人太多了，你別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個行列。」
別看姜昆給人的形象似乎是滿口的笑話，他認真起來卻一點也不含糊。而趙忠祥呢？給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講起故事來，能笑翻一個辦公室。主持電視節目幾年後的今天，我已經接觸了不少我在學生時代曾經仰視過的名人，說實話，有些人走近後，並不那麼可愛。而姜昆和趙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師長，不僅因為他們對我以誠相待，無私地給予我提攜，也是因為我看到了他們藝術功底的深厚：一個玩笑中帶著犀利，一個深沉中帶著幽默，於是他們的玩笑和深沉都變得不同凡響。而我呢，至今還是個很表面化的人，好在還年輕，路長著呢。
但我永遠會記得，當我搖搖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時候，在岔道口，姜昆帶著我，走了一條正路。對此，我心存感激。
應該說，在《正大綜藝》的頭一年裡，姜昆比我承擔了更多的壓力。我是新人，觀眾總是抱著比較寬容的心態來看我。主持得有進步，大家都忙不迭地鼓勵；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沒有控制場面。有時我只顧把自己的話說完，而考慮不到為姜昆打鋪墊；說慣相聲的他，沒有捧逗的，怎麼抖包袱？但姜昆從沒有埋怨過什麼。他很洒脫：「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三五年。」（這兩句詩是從清代詩人趙翼的一首《論詩五絕》詩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里演繹出來的。目前演藝圈新舊交替周期縮短，於是這句話又成為「各領風騷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劇一曲火爆，卻沒有潛力繼續發展了。）他認為，這是藝術規律，而觀眾對成名藝術家的苛刻，則是有目共睹的。當姜昆因為行政事務繁忙（他當時任中國廣播說唱團團長），一年後辭去《正大綜藝》主持人的位置時，我茫然了。
製片人告訴我劇組將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時我在大慶實習鍛煉（大學畢業後我們被要求下到基層工作一年），當我風塵僕僕回到北京時，又聽說劇組決定採用兩組主持人，一組由方舒、方卉姐妹組成，另一組呢，則物色了第二外國語學院的戴宗顯教授與我搭檔。希望通過一個」試用期」，最後敲定其中的一組。這樣的決定對我來說是意外的。但年輕氣盛的我畢竟懂得那不是生事的時候，而是埋頭努力的關頭。實際上，那段時間我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戴教授在學校是位以口才著稱的學者，但在電視主持上，他還沒有任何經驗，導演固然想發揮他學識淵博的長處，但實在也難為了他。而我呢，從過去的小學徒，轉眼要「輔導」別人，天知道有多苦惱。獨自一人時，我哭過，不止一次哭過。但我的倔勁兒又被激了起來：怨天尤人有什麼出息？路，不是別人鋪出來的，是靠自己走出來的。正是從那時開始，我堅持自己寫稿，而且主動承擔起調動觀眾情緒的責任，比如在錄像前，跟觀眾聊天，講笑話等等，過去，這全是姜昆的「活兒」。那時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自撰的打油詩，可惜寫這篇文章時，那幅字靜靜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裡，不能抄在這裡。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盡的煩惱。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只要記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盡在不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