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從我住的四十層的高樓向外看，窗外的燈光伸展在墨藍色的夜空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廈的輪廓，緊湊卻不擁擠，深遠而又開闊。不見了冷冰冰的鋼筋水泥，只留下點點溫暖的顏色，懸浮在視線里。
正如我的回憶，躍出時間的帷幕，然後就不肯離去。
那個從化妝室匆匆出來，一路小跑著進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嗎？那間寬敞的演播室里鋪著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邊，有特別清脆的響聲，在開機前的寂靜里，幾乎讓人尷尬。接著，片頭音樂響起來，節奏很快，像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邊趙老師不動聲色，輕聲說一句：「情緒再飽滿點兒。」我穩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這樣每天站五六個鐘頭錄像，已是連續第五天了。
音樂戛然而止。熱烈的掌聲。我的精神為之一振。對面坐著二百位我的客人，穿著統一的T恤衫，上面印著節目的名字，讓我首先歡迎他們吧——「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正大綜藝》。」
《正大綜藝》，我的老朋友，久違了。我們曾經共處四年，使我成為你任職最長的主持人。是你讓我愛上了電視這一行；為了電視這一行，我又離開了你，飛到地球的另一邊，重新做起了學生。有人說我聰明，有人為我可惜，而你是應該了解我的，這個選擇是我事業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幾乎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對於這一選擇，我是不假掩飾地感到驕傲的。屈指算來，離開你已經有兩年了，《正大綜藝》，你好嗎？
當我取出母親為我翻錄的從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綜藝》錄像帶，看到那個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達的衝動。那個因第一次上電視而不知該往哪兒看的女學生，是多麼幼稚，卻又多麼認真！身上穿的還是從導演那幾借來的連衣裙。姜昆、戴宗顯、趙忠祥，我的搭檔們都是我稱為「老師」的人，卻又與我建立了朋友的關係。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我的那點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謂的「成功」？還有同一個辦公室的永遠忙碌的同事們，我們曾一起看素材，寫稿子，搬磁帶，接電話，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電話來，要「找楊瀾談談」，同事們總是很果斷地沖我擺擺手，叫我別出聲，然後很有派頭地對那人說：」楊瀾不在，我是她的上級，有什麼事就跟我談吧。」在辦公室的一角永遠有一箱速食麵。直到現在，我一看見速食麵就噁心——那時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動物世界》組，有一張單人行軍床。每到錄像期間，同事們就把它讓給我，好讓我中午打個瞌睡，而他們，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間溫暖的辦公室已經變樣了吧？我的那張辦公桌，是不是已經分配給了新來的實習生？在向《正大綜藝》告別的時候，趙忠祥老師一再叮囑我：「咱們別傷感，要有洒脫的心態。」我們力爭在主持第二百期時把一切離別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現場
還是哽咽了：因為曾經與《正大綜藝》共擔榮辱，因為曾經嘗過酸甜苦辣、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
《正大綜藝》，已經永遠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卻沒有改變我的個性。相反，它讓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為了這些，我感謝《正大綜藝》。我既不以它帶給我的榮譽而滿足，也不因我過去的稚氣而羞愧。這是我社會人生的起步，
是我事業的開始。我曾經全身心地投入過，而且過得很充實。關於它，我還有很多話要告訴觀眾，告訴自己，那些熒屏後的故事。
於是，我開始了與那個過去的自己的對話，用的是舒服的方塊字，陪伴我的是紐約冬季的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