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時間，回到中央電視台，主持「95國際大專辯論會」。場上的辯論激烈精彩，場後的簽名採訪也讓人應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腳亂之後，觀眾已經散去，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場內有工作人員開始打掃。我向他們道別後，換了輕鬆的便服，舒適的平底鞋，躡手躡腳地走進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圍非常安靜，只聽見自己的腳步聲。演播室的大門越來越近。那扇門又重又厚，包著黑色的皮革，關得嚴嚴實實的，彷彿連空氣也透不出來。門軸很滑潤，用力推開大門，也不發出任何雜音。
演播室里沒人注意到我的出現。全場的燈光聚集在場內中央，那裡站著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純，兩邊八字排開的是嘉賓。男女各佔一邊，正在回答關於萊茵河的一個什麼問題。穿白、紅兩色T恤衫的觀眾坐在主持人對面，有人在竊竊私語，好像在抱怨燈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現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麼是烤人呢。」我心裡想。靠牆角，正大綜藝公司的女業務經理陳慧貞小姐，斯文地坐在監視器旁，用職業的眼光審視著屏幕。主攝像還是馮際慶老師，全神貫注的。現場導演我不認識，其他幾位攝像臉孔也陌生。
沒有看到什麼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輕的腳步，沿牆邊走上又陡又窄的鐵板樓梯。從下往上數的第八級台階比上下兩層都略高一點，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這兒踩出響聲，還曾有一位技術員在這兒絆過一跤，摔得不輕，還好，這些我都記得。
一分鐘後，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著欄杆，沒有任何東西擋住我的視線，那下邊白花花的燈光里，曾經站著我自己。
那是一個神差鬼使走上電視的大學生。
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歲，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讀四年級。出於未來工作考慮，主修國際經濟。每門功課都還學得不錯，一直排在年級的前幾名，特別是口語，幾年中保持全優。大概有一定組織能力，人緣也不錯，所以被選為系學生會副主席，業餘加入了學院話劇團，曾在英語彙演中得過最佳女演員的稱號，演的是一個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終於幡然醒悟的英國婦人，也曾在一些校級演出中擔任過主持——其實談不上主持，只是報幕而已。這些對我後來做電視主持人都有幫助。自從我走上電視，也有不少節目依照我「成功」經驗，專門到外語學院去找大學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來大學教育保證了良好的知識基礎，二來語言教育，特別是口語訓練使這些學生具備了出色的表達能力，三來學外語的學生，眼界比較開闊，氣質也比較現代。這些理由都成立，但是還有不少製片人和導演說：「很難找到第二個楊瀾。」
人，畢竟不是產品，靠設定程序的流水線是出不來的。趙忠祥老師是高中畢業後直接被選入電視台做播音員的，今天，有誰能夠重複他的軌跡？不說主持，單是給《動物世界》配音，有哪個人能做到像他那樣出神入化？又有誰能說那只是發音吐字的訓練結果呢？
給主持人靈魂的是他自己的內心世界，主持人不僅與觀眾分享熒屏時間，而且分享內心感受和思想。任何其他的素質與此相比，只是技巧而已。
而每個人的內心世界，該有多大的區別！
我的大學生活的真正的饋贈，是它給了我豐富的思想和情感的材料。
當時，校圖書館是我的精神家園。我心中的英雄是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的偶像：一個真實的人，像火一樣渴望美和愛情，無論任何險惡的遭遇都不能阻止他追隨心中不泯的理想。我在心中一邊崇拜他生命的狂野和堅韌，一邊又脫不開傳統文化中中庸端莊一類的觀念。那是個各種思想雜亂並列的年紀，是認真地思考，也認真地痛苦著的年紀。但歸根到底，是個相信至愛至純的理想主義時代，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就會帶來成功，相信最大的成功不是世俗的承認，而是品嘗人生的一切，最後達到心靈的安詳。這麼多年後，我基本還是這樣一個人。不是說我做到了這些，而是說我還是堅信這些。這是件幸運的事，我希望今生都能如此。
我愛旅遊，理想之一是週遊世界，搞明白這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也是在大學時代養成的癖好。記得當時省下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幾百元錢，要和一位女同學一起去武夷山。父母不答應，說兩個女孩子，出門太危險。於是我抬出這位同學在合肥的親戚，說他可以陪同我們上黃山（有親戚是真，但到了黃山腳下，還是只剩我們兩個人）。軟磨硬泡，終於說動了父母。當我們坐上南下的火車，那個高興勁啊，真是難以形容！一天一夜的火車，坐硬座，腳下還睡了人。大熱天，車窗開著，結果弄了一臉的灰煙和煤煙，極臟。車廂里混合了汗臭、烤雞和香煙的味道，今天想起來似乎無法忍受，但當時我是怎樣地感到自由和快活！出門在外，凡事都要拿出成熟老練的派頭，遇到其他學校的男生過來套近乎，我們倆保持矜持，一副「見得多了」的模樣；住十個人一間的旅館，隨身物品牢牢地看緊，決不給小偷鑽空子。當時覺得自己夠成熟，今天回過頭看當時的照片，不禁笑出聲來：那張娃娃臉，簡直像個中學生，又能瞞得過誰了？
古寺陳碑、名樓故亭，對我的吸引都不大，我偏愛純天然的景緻。如果是山，便希望在不太危險的情況下，手腳並用地攀援——因為我是屬猴的嘛。
就這樣不歇腳地上了黃山天都峰，又一驚一咋地過了險要的鯽魚背，那遮天蔽日的大霧便重重圍住了我們。它調皮地與我們遊戲：我們進一步，它就退一步，但不多，僅僅一步而已，留給我們的永遠是三五米的空間。這其間的竹葉綠得逼眼，每一片都有生命；濕了翅膀的小蟲在墜著雨露的草葉上爬行，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看不見的枝頭，有鳥兒在斷斷續續地鳴唱，它們是我們不甘寂寞的朋友；山水嘩嘩地從腳下的石板縫中淌過，卻不知它流到哪裡去了；或許是剛剛經過的瀑布？那是什麼聲音，清脆而鏗鏘，一板一眼，從不亂了節奏，如音樂。那是開山人鑿石階的叮噹聲，在我們的前方，又好像在上方。聲音越來越近，又越來越遠了。還是瞧不見人，竟也不以為憾。
只見濃濃淡淡的霧。
我心如洗。
我拚命吸取這濕漉漉的綠色，積攢著，好留給某個乾燥枯敗的日子。
黃山之行在我年輕的頭腦中產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在按部就班的半封閉的校園裡長到二十歲，我才第一次認識到世界的博大，自然的神奇。從書本上讀來的那些儒、道、釋的學說，全被黃山夏季的雨霧淋染得濕潤而豐厚，再不是乾巴巴的鉛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意識到，至高的智慧不是頭腦的邏輯，而是心靈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的觀念從此深深地植根於我的生命。
身邊的遊客行色匆匆。不少人旅遊的目的彷彿就是按旅遊圖登上每一座名峰，然後抱著歷朝歷代的碑文偶像，拍一堆紀念照。我看到無數雙茫然而空洞的眼睛，也看到無數被丟棄在名勝處的果皮、飲料袋。想到黃山僅僅成為許多人相集中的一個粗略的背景，我當時有說不出的憤慨與悲哀。然而黃山的霧水安慰著我，告訴我它千萬年來所經歷的豈止是愚昧和麻木。我被它的泰然自若的氣質所傾倒，感動得眼淚奪眶而出。
黃山之行，安全正點，使我在父母面前掙足了資本。以後再出外旅遊，他們就不再阻攔了。第二個暑假，我去了海邊。如果說山給了我去征服的慾望，那麼海讓我感到了自身的渺小。二十一歲，一個多愁善感的年紀，在夜風中獨坐在海邊亂石上，聽拍碎的濤聲，看搖曳的燈影，想著想不明白的心事，問著答不清楚的問題。希望有壯闊的一生，豪邁的情人，又隱隱地害怕風浪，感嘆人生的難以駕馭。認定未來就像這夜海，誘人而不可測。就這樣忽而豪情滿懷，忽而悲天憫人，絕對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怎麼會想到五年後，我跨過了世界最寬的大洋，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了心中的愛情，設計了事業的新航線？
臨近畢業，同學們紛紛開始找工作。中外合資的長城飯店的市場銷售部看中我的能力和成績，決定聘用我。如果沒有一個意外的機會，今天的我恐怕已經做了什麼大飯店的什麼經理，帶著職業的微笑，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邊了。
然而，我偏偏遇上了一個走上電視熒屏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