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楊欽歡總策劃，何建明、程賢章主編《中國治水史詩》
黃偉林
楊欽歡先生是一位企業家，他掌舵的梅雁水電集團是一個以治水為主業的上市公司。在多年的治水事業中，他形成了許多關於水的思考。在他看來，「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楊欽歡先生比一般的企業家有更廣闊的胸懷和戰略的眼光，他認識到，「水電工程建設在對地區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的同時，對當地經濟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在所謂水電局開發的雙贏決策中，較大的贏方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不是落後地區。特別是，征服自然的代價是昂貴的、缺乏效益和損害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基於這樣的思考，他希望，「我們在用水、治水的同時，還要給子孫留下綠水」。他深知，他的這種想法，或者說，他傳達這種想法的聲音還不夠大，「常常被市場的討價還價聲給淹沒了」。於是，他期望「求助於我們的歷史，弘揚華夏千百年來的治水文化」，上述引文見楊欽歡總策劃、何建明、程賢章主編《中國治水史詩》的序和後記，《中國治水史詩》，作家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他策划了《中國治水史詩》這部大書。
程賢章先生是一位記者、作家，上世紀5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著有10部長篇小說、多部中短篇小說、大量散文和報告文學，被譽為廣東文學界的一棵常青樹，廣東文學事業發展的一個標杆、廣東文學工作者的一面旗幟。他被楊欽歡先生的眼光和胸懷感動，以79歲的高齡，毅然接下了主編《中國治水史詩》的任務。那一年，是2009年，5月12日，程賢章先生在汶川地震一周年紀念日，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和都江堰。從四川返回廣東的途中，程賢章先生又專門到廣西叩拜了秦始皇修建的靈渠。7月，在新疆「7·5」事件發生不久，程賢章先生又不顧個人安危，奔赴新疆考察了坎兒井、天池。之後，程賢章先生先後到北京、山東、上海、浙江、吉林、黑龍江、遼寧，實地考察了古運河濟寧段、東營黃河出海口、錢塘江、京杭大運河、黃浦江、鴨綠江、松花江等著名江河，約見各地著名作家，討論治水史詩的寫作方案，形成了《中國治水史詩》的總體構架，組建了由眾多中國著名作家組成的撰稿陣容，其中包括4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0多位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或全委會委員、30多位各省作協主席、文學院院長，以及一批全國重要文學刊物和重要媒體的主編。
2010年5月，《中國治水史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書249萬字，分為黃淮、長江、珠江、海河、松遼、西部、東南七卷，從古代公元前3世紀的都江堰、靈渠到公元21世紀三峽工程等古今著名的水利工程，從新疆的坎兒井、西藏的雅魯藏布江到台灣的曹公治水，從東北黑龍江到海南島南渡江，《中國治水史詩》無不囊括其間，記述了中國所有大的江河水系和部分地方水域的治水歷史和水資源現狀。這是一部真正意義的大書，程樹榛、李存葆、蔣子龍、譚談、張笑天、葉延濱、陳世旭、趙麗宏、張煒、何建明、劉兆林、葉兆言、徐坤、關仁山、何申、董立勃、阿成、鄧剛、陳應松、馮藝、熊育群、楊克等一批在中國文壇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作家為這部大書奉獻了他們的錦繡華章。
美國學者魏特夫在他那部影響甚大的著作《東方專制主義》中將中國理解為治水社會。他認為，東西方社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東方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與治水是分不開的。由於大規模修建水利工程和有效地管理這些工程的需要，必須建立一個遍及全國至少是遍及全國人口中心的組織，「因此，控制這一組織的人總是巧妙地準備行使最高統治權力」，於是便產生了專制君主和東方專制主義。在他看來，「治水社會」可以劃分為核心地區、邊緣地區和次邊緣地區，而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核心地區」，「治水社會」的一切本質特徵在中國便得到集中而充分的體現。
雖然魏特夫這部著作曾經引起中國學術界較大規模的批評，但他的觀點並不孤立。因為《萬曆十五年》而在中國內地產生很大影響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中國大歷史》一書中，就表達過與魏特夫相似的觀點，他是這樣表述的：
黃河經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的可能。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間和枯水期間幅度的變化又大，更使潛在的危機經常惡化。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於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當周王不能達成這種任務時，環境上即產生極大的壓力，務使中樞權力再度出現。所以中國的團結出於自然力量的驅使。
……《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見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責當時人以洪水沖刷鄰國的不道。我們不難從中看出洪水與黃河暨黃土地帶牽連一貫的關係。孟子所說天下之「定於一」，也就是只有一統，才有安定。由此看來，地理條件和歷史的發展極有關係，尤其是當我們把地理的範圍放寬，歷史的眼光延長時，更是如此。
黃仁宇著《中國大歷史》22—23頁，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97年5月第1版。
不論是否同意他們的觀點，但治水對中國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在漢語辭彙中，江山成為國家的代名詞。大禹治水的典故不僅讓我們認識到大禹是一個治水的英雄，而且，大禹正是因為治水有功，從而結束了禪讓制度，開創了中國的君主世襲制度，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老子的「上善若水」將最高境界的善的品性賦予了水。中國最有為的君主之一唐太宗，更是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奉為治國的座右銘。甚至「治」這個字，本義就是一條河流的名字，因此偏旁從水，後來引申為治理之義，才有政治、治國、治本、治病的含義。顯而易見，在中國，從詞源學上看，治國是與治水意義攸關的。
由此可見，治水對於中國意義多麼重大，而承載了如此重大意義的《中國治水史詩》，它的價值自然非同尋常。
《中國治水史詩》的總策劃楊欽歡和主編程賢章有一個共識，即中國自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以後，尚無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書。顯然，楊欽歡和程賢章在策劃《中國治水史詩》的時候，是有一個明確的模範的，這就是《水經注》。酈道元的《水經注》作於公元6世紀，距今正好15個世紀。1500年過去，《中國治水史詩》出版，我們不妨看看，這部以《水經注》為模範的大書，哪些方面對《水經注》有所繼承和突破。
《中國治水史詩》對《水經注》的第一個繼承，是它堅持了實地考察中國江河湖泊、水利工程的原則。酈道元做《水經注》，為了獲得真實的地理信息，到過許多地方考察，足跡踏遍長城以南、秦嶺以東的中原大地，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和地理資料。前文已述，程賢章先生為了構思《中國治水史詩》全書大綱，以80歲的高齡，實地考察了中國西北、西南、東北、東南的河流狀況，獲得了對中國水資源的總體認識。同樣，《中國治水史詩》的眾多作者，無不對自己的撰寫對象進行了實地考察。熊育群為了寫雅魯藏布江，幾乎把雅魯藏布江從頭走到尾，這可能是整個《中國治水史詩》最艱難的一段行程，人跡罕至，許多地方只能步行，沿途不僅要爬山，還得涉水，除了高原反應之外，一路上還要經歷泥石流、地震的威脅，由於這片廣袤的區域地形複雜，生態兇險，連專業人員都很少進入，以至於熊育群一路上經歷的許多地方都是無名區，他甚至發現了許多地圖上找不到蹤影的大湖泊，穿越了不久前才正式宣布的世界第一大峽谷，甚至是在他離開墨脫後的第四天，中國國務院才正式給這條峽谷命名為雅魯藏布大峽谷。然而，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實地考察作為基礎，《中國治水史詩》才能為我們提供關於雅魯藏布江豐富的地理與人文信息，為我們揭開了這條神秘的大江的神秘的面紗。董生龍為了寫黃河，「曾考察黃河多次，幾乎走遍了整個黃河流域。其上游源頭到過黃河源頭第一縣的瑪多，在黃河沿的草原上徜徉，在吐蕃王松贊干布迎接大唐文成公主並聯姻之處的柏海——今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湖的廣闊雪域行走；到過黃河中游的內蒙古河套地區及山陝交界的龍門、壺口、禹門口南下潼關；從河南省鄭州北鄰的北邙山，最後直走山東東營市的黃河入海口。曾參觀採訪過建立在青海省境內黃河大峽谷中的龍羊峽、拉西瓦、李家峽、公伯峽等大型水電站，遊覽過劉家峽（甘肅）、青銅峽（寧夏）、三門峽（河南）等水庫風景區」。實地考察的結果是作者掌握了大量有關黃河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將黃河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的來龍去脈說得清楚明白。
《中國治水史詩》對《水經注》的第二個繼承，是它超越了單純的技術視角，建構了水文地理的歷史、人文視角。現代以來，我國曾出現過鄭肇經的《中國水利史》、冀朝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