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由楊欽歡總策劃的《中國治水史詩》
陳曉明 林品
當今時代，環境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地震災難頻繁，乾旱無情，洪水泛濫，我們當然沒有理由說，這都是人類走向現代發展帶來的後果，但到今天為止，人類遠沒有征服自然環境，而是遭受著自然環境災害更嚴重的威脅。氣候變暖導致的後果，在今天並非難以預料，而是人類根本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面對這樣的後果。
於是，在這樣的境遇面前，讀到《中國治水史詩》厚重宏大二百多萬字的二卷本著作，就讓我們心情難以平靜。這部大書，書寫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治水歷史，思考的則是當下中國人乃至於是全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其著力處就在於為建設中國的生態文明修史立言。其精神可嘉，其功夫可敬，其價值可貴，其意義深遠，功德無量矣！
這部書的策划動議源自於梅雁集團董事長楊欽歡先生與廣東著名作家程賢章老先生的交談，二位賢達十分有社會責任感，基於水電工程建設可能也會對當地的生態與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憂慮，他們產生了要編寫一部涵蓋古今、縱橫南北的治水史的想法。賢章老德高望重，是一位極重情義的文壇前輩，在文壇一呼百應，因而能夠動員這麼多的作家參與這項偉大的工程，也實在是一項創舉。賢章老顯然是有備而來，他對治水史有非常獨到的思考。他在後記里寫道：「中國自北魏酈道元寫的《水經注》以來，尚無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書。從嚴格意義上說，《水經注》其實寫的都是山水文章，雖也文採風流，但極少寫治水的文章。」編寫這部《中國治水史詩》，正是意在開治水史之先河，弘揚華夏千百年來的治水文化，它既是彌補歷史空白的學術貢獻，對中國當代的現實意義也非同小可，於了解水文現狀、因地制宜地選擇治水方案等等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參考價值。
這部大作博採眾長，匠心獨運，既傳承了中國古代群賢修史的傳統，又呼應了當下最新的歷史學動向。說它傳承了中國古代群賢修史的傳統，是因為有唐以來，設史館、修國史已成為盛世的象徵。如魏徵監修的《隋書》，廣邀經史大師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于志寧等博學之士群策群力，更以文人修史著稱，不拘一格，文采斐然。《中國治水史詩》也是能人牽頭，聚群賢而著書，根據程老的回憶，他們收到的治水文章，90%以上都是全國最優秀作家的手筆，無怪乎書成之後，漫卷才氣撲面而來。
如果說群賢修史正沿襲了自古盛世修史的傳統，那麼，「史詩」的形式恰也暗合了歷史學的前沿發展——讓歷史回歸故事。義大利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論斷：「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學。」從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和中國的左丘明開始，歷史著作就是以講述故事作為其基本特徵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魯迅對太史公的《史記》之史學價值與文學價值的雙重高度評價。寫就不朽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大師愛德華·吉本也曾經驕傲地宣稱「每個女子的梳妝台都擺上自己的著作」。但是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科學的迅猛發展，歷史學在經歷學科化的過程中也被塑造成了以「分析」為重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人口學、統計學等方法被援引進入歷史研究中，尋得歷史普遍規律成為了治史的主要目的，歷史成了社會科學的大雜燴。所幸的是，「講故事」的歷史寫作並未隨著歷史學的發展而銷聲匿跡，反而在今天重新展現了它的魅力，並且得到了人們的重視，通過敘事，歷史過程再一次回到了自身。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對14世紀初法國農村的社會、經濟、宗教生活進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也作為暢銷書進入了尋常百姓家。當我們觀望著西方史學界「敘事的復興」之時，回頭一看，恍然發現《中國治水史詩》這樣一部史詩性的著作，竟不自覺地呼應了西方歷史敘事的當代潮流，以文學的歷史敘事展現了中華民族治水的浩瀚畫卷；也使中國文學在歷史反思與現實關懷的交合處迸發出巨大的能量。
《中國治水史詩》開卷就能感覺到氣勢不凡，縱橫古今，穿越時間的長河，治水的歷史從久遠的古代流向當代，給人以強烈的歷史整體性的震撼。這裡面記錄著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對水的觀察、思考，與水的互動、共生，這部書里敘述的歷史，生動地體現了對水的感受與治水的歷史，如此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民族精神的生成。
在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中，與水有關的哲言警句可謂比比皆是，先賢們在水的啟迪下、於水的意象上構築了無盡哲思。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魏徵諫：「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歷代的文人騷客也是喜歡臨淵而發，寫下了許多流芳千古的詩篇，白居易「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懷戀，李太白「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慷慨，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悵然，都如那自遠古就浸潤著黃土地的江水，始終流淌在中國人歷史記憶的血管里。
中國自古以來論及水的史書也可謂不勝枚舉，若論正史，自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開始，到《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都收錄有「河渠志」，詳細介紹當朝乃至前朝的河流概況與沿岸風俗。若論地理類史著，也有《山海經》、《尚書·禹貢》、《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等等。但正如程老所言，中國「尚無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書」。而《中國治水史詩》這部大作名曰「史詩」，無疑透露了編者縱橫四野貫通古今的雄心壯志，他們以水道為經、以時間作緯，梳理了華夏有史以來關於治水的文獻及傳說，走訪並實錄了祖國大江南北不斷湧現的治水事迹，70多位作家每人以約3萬字的篇幅為讀者展開了一軸宏大的歷史畫卷。
讀這部治水史詩，可以看到中國民族如何在治水的歷史中生存發展。作為一個農業文明的國家，數千年來以農立國，水利當然是農業的命脈，河渠一事自然牢牢關係著國計民生。《中國治水史詩》記敘的諸多史實都證明了治水與治國的深刻關聯。從某種程度上說，治水的歷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政治經濟史，故一部關於治水的史詩也是一部涵蓋中華文明演進歷程的民族史詩。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便有言曰：「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在這「五害」中，「水最為大」。而西漢時期的《韓詩外傳》則從正面論述了治水與治國安邦的良性關係：「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所平。」正如韓嬰所言，治水事業總是與國家的有效治理緊密相連，自夏王朝的創始人大禹治水起，始皇帝開鑿靈渠疏通糧道，秦皇漢武移民實邊在河套地區引黃灌溉，京杭大運河「為後世開萬世之利」，西夏依賴農田水利割據一方，直到新中國的黃河大壩、南水北調工程、長江三峽工程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福利。
除了關注黃淮、長江、珠江、海河、松遼等大江大河的治理歷史，這本書還收錄了關於西部與東部一些相對較小的水域，包括港澳台地區的治水史的作品。從這裡倒是勾畫了中華民族治水更為豐富生動的歷史側面。董生龍的《三江源》追溯了4000年來西藏治水的歷史，作為古老華夏大地母親河——黃河、長江、瀾滄江的源頭，三江源的治水歷程經歷了遠古的神話色彩、古代的曲折、民國的艱難與共和國時期的輝煌。熊育群則以遊記的形式，在《雅魯藏布江聖水長流》中描繪了一幅藏區聖水的自然人文畫卷。董立勃的《英雄多壯志荒漠變綠洲》首先簡要回顧了新疆自從西漢政權將其納入大中華版圖以來歷代官兵在此屯墾戍邊的歷史，繼而詳述了新疆兵團人遠離故鄉，在祖國邊陲開闢荒原、屯墾治水，利用膜下滴灌技術成功解決西部供水問題的傳奇故事。李霽宇、楊紅昆的《滇池圖》回望了滇池的遠古之美，記敘了滇池這汪昆明的母親湖在貪婪而愚昧的人類野蠻無知的過度開發下所經歷過的慘痛劫難和環保困局，以及面對困局昆明政府與人民走過的艱巨而漫長的治理之路，並在生態復甦、水質改善的形勢下展望了滇池涅槃重生、美景重現的未來。南翔的《香港澳門供水、治水（治污）、填海造地側記》則記敘了香港從一味填海以追求經濟效益，到投入巨資治理保護海港的轉變，以及香港澳門解決供水問題、治理水源污染的歷史源流。
這部「治水史詩」以極為豐富的史料，以作家特有的敏銳，書寫了中華民族浴水奮鬥的漫長而卓絕的歷史，這無論對於我們理解歷史，還是面對今天的水患水荒，都是一部寶貴的借鑒。
中國雖是水利大國，卻也久經旱澇之災。因而，在《中國治水史詩》這部講述中國治水宏大歷史的巨著中，自然災害與對抗災害的主題始終貫穿其中。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作家們是以飽含苦痛與同情的筆墨，去書寫中華民族走過的艱難的生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