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大陸的治水與台灣的治水密不可分
藍博洲
廣東梅雁水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欽歡先生總策劃，程賢章先生與何建民先生主編的《中國治水史詩》，皇皇兩巨冊，包括黃淮卷、長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遼卷、西部卷和東南卷等七大卷，計200餘萬字，是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之後，我國第一部用文學表現形式所創作的治水巨著；無論就主題、內容與編寫組稿的難度與高度，應該都是中國文學史的突破與創舉；特別是它包括了尚未回歸祖國大家庭的台灣在內，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視野。這點，我相信不必我再贅言。
我以來自祖國寶島台灣的作家身份參與了這項偉大的寫作工程，深感榮幸。
我是在程賢章先生「接招」楊欽歡先生策劃的《中國治水史詩》之後，也「接招」了他共襄盛舉的邀請。時間是在2009年11月中旬，地點是在江西宜春市溫湯鎮明月山下安源樓的國際華人作家寫作營，傳話人是一起參加活動的初次見面的來自廣東的詩人楊克。我很高興程先生並沒有把我忘記！
我記得，在此之前，我僅僅見過程賢章先生兩次。第一次是在全國作家會議期間的人民大會堂門口，互相交換了名片。當時，我對程先生完全陌生，只知道他是來自客家原鄉的作家。後來，我讀到了程先生的作品，也曾經利用到深圳訪友的機會給程先生打電話聯絡，卻一直聯繫不上。一直要到2008年吧，我組織了一個台灣的客家農業交流團在廣東梅州客家原鄉參訪時才在梅江江畔的一棟公寓第二次見到了久違的程先生。那晚，我向程先生請教了祖國大陸客家文學的發展概況，受益良多。
楊克的傳話之後，我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可苦於不知具體情況而遲遲沒有動筆。其後，我又組織了一個台灣的客家農業交流團到閩西、贛南與粵東的客家原鄉參訪；在梅州停留的那個晚上，吃過飯，喝了酒後，實在無法登門拜訪程先生；程先生於是親臨我下榻的酒店，讓已經醺醺然的我理解他「接招」楊欽歡先生策劃的《中國治水史詩》的想法，以及他的編輯構想；我也當場承諾：寫大陸同胞最有興趣的日月潭，回台灣以後就開筆。
回台之後，我隨即搜集各種與日月潭相關的材料，閱讀之後，我決定放棄這個題目；因為它離「治水」的主題較遠，而且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台灣期間的水力發電設施。我只好繼續閱讀台灣史料，尋找符合《中國治水史詩》編輯主旨的題材。我的身份與立場決定了我選材的兩點考慮：
首先，它必須是台灣治水史的典型事實；
其次，也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它必須與祖國大陸有密切的聯繫。
因為，近百年來台灣人祖國情懷的發展與異變的歷史現實，是我之所以堅持它必須與祖國大陸有密切聯繫的理由。
1895年，腐敗無能的清廷政府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因為台灣的割讓，於是就有了至今尚未完全解決的「台灣問題」的產生。與此同時，原本只有漳、泉或閩、粵地方意識的台灣人，同時產生了祖國意識與棄兒意識（孤兒意識），並且隨著歷史的進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發展。
當年，割台之議甫定，在京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立即憤然而起，會同任職朝中的台灣進士，聯名上書，表示強烈抗議：
今者聞朝廷割棄台地以與倭人，數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縱使倭人脅以兵力，而全台赤子勢不與倭人俱生，勢必勉強支持，至矢亡援絕，數千百萬生靈盡歸糜爛而後已。不知棄此數千百萬生靈於仇敵之手，則天下人心必將瓦解，……今一旦委而棄之，是驅忠義之士以事寇讎，台民終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隱痛矣！……
這裡的所謂的「隱痛」就是台灣人棄兒意識（孤兒意識）的感情根源！
5月25日，丘逢甲等士紳及官員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巡撫唐景崧為總統，改年號為「永清」，以藍地黃虎之旗為國徽，並發表抗日宣言：
我台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查全台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今已無天可吁，無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台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台民惟萬眾御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
從這段宣言可以看到，這時候，台灣精英主觀的「自主」意識依然壓過「無天可吁，無人肯援」的客觀處境，還沒有發展到悲怨的棄兒意識（孤兒意識）。
5月30日，日軍開始進軍台灣。6月4日，唐景崧奉清廷之命率軍內調，台灣民主國在日軍登陸前瓦解。官紳階級紛紛內渡逃跑。抗日不成的丘逢甲黯然離台，返回廣東鎮平（今梅縣蕉嶺）祖籍，寫下許多慷慨激烈、悲涼沉痛的詠台詩作；其中一首《離台詩》寫道：
宰相有權能割地，
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淡。
第二年，他又感慨地寫道：
去年今日割台灣，
春愁難遣強看山；
往事驚心淚欲潸，
四百萬人同一哭。
然而，台灣各地人民，尤其是中南部的貧困農民，紛紛加入義軍，英勇阻擊登陸的日軍；一直到1915年，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鬥爭才告結束。儘管每一次的武裝行動都在日寇大規模流血恐怖的鎮壓下完全失敗了，但是，它卻用血的事實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騙性，提高了民眾抗日的民族自覺。
總地說來，這個階段的武裝抗日基本上是漢民族傳統的中國意識的堅持與抵抗。
以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原名《胡志明》）奠定作家地位的客籍作家吳濁流（1900—1976）在晚年的回憶錄《無花果》里寫道：
「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而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既沒有橫的聯繫，也沒有縱的系統。更不是受人宣傳，煽動而蜂起的。台灣人在無意識中，認為台灣是自己的祖先所開拓的，我們做子孫的，有保護它的義務。……保護自己的村莊是自己的義務，這種觀念，不知何時，在無意識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這種精神，一旦有了外敵，自然就要顯露出來。因此，聽到有日軍來臨，便湧起抗日的感情，產生抗日的思想，變成抗日的行動，自動地馳赴抗日戰線參加抗戰。……台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思慕祖國，懷念著祖國的愛國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台灣人的祖國愛，所愛的絕不是清朝。清朝是滿洲人的國，不是漢人的國，甲午戰爭是滿洲人和日本作戰遭到失敗，並不是漢人的戰敗。台灣即使一時被日本所佔有，總有一天會收復回來。漢民族一定會復興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老人們即使在夢中也堅信總有一天漢軍會來解救台灣的。台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而又偉大的祖國。」
1913年，台灣史學者稱為祖國派文化抗日領袖的林獻堂（1881—1956）遊歷北京，除了與剛剛創建民國的中國國民黨要人有所接觸，也專程拜訪了梁啟超，請教殖民地台灣人抗日之道。梁啟超告訴他說：
「三十年內，中國無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對日本不可力敵，只能效法愛爾蘭人抗英之法，先求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時痛陳台人處境慘狀，戴氏也只能告訴他說：
「中國內亂方殷，十年之內無法幫助台人。」
這樣的歷史接觸說明：祖國的同胞並沒有忘記台灣同胞；它也並非無心收復台灣，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實。
其後，在祖國大陸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台灣同胞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1920年1月，受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留日台灣青年學生首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仿照《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宣傳。
1925年，留學北京的台灣學生主張把台灣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連在一起，依靠祖國以收復台灣，認為參加祖國的建國工作，才是救援台灣之道……因此除了學文的以外，也有轉而學武的。
1926年，台灣青年張我軍（1902—1955，台灣新文學奠基人）在北京拜訪魯迅時向他抱怨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魯迅聽了，「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1927年，魯迅在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成員張秀哲（張月澄，1905—？）翻譯的《勞動問題》寫序時提到了這件事，同時強調他因此而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