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〇三、上善若水,厚德載物

——《中國治水史詩》的策劃者和組織者

陳世旭

2010年春,《中國治水史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首發儀式。

這是一部「首次對中國歷代治水工程進行一次全景式呈現」的200餘萬字的鴻篇巨製,邀請了全國56位有影響力的作家參與撰稿,內容囊括了分布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和港澳台地區的主要江河水系,以及歷代深具影響力的水利工程。

《中國治水史詩》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之一的程賢章總結說:「這是一次由民間發起的中國文壇規模空前的一次集體寫作。」

中國自北魏酈道元編《水經注》後,再沒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典籍。《中國治水史詩》首次全景呈現中國歷代治水工程,得到蔣子龍、李存葆、張煒、葉兆言、張笑天、鄧剛、阿成、劉兆林、關仁山、董立勃等全國各省區56位著名作家熱情參與,這是中國文壇近年少有的一次規模空前的集體寫作。這部集體創作的治水史,集中了全國眾多優秀作家,如此強大的陣容,在我國不但解放後不曾有過,歷史上也是空白。而由梅州民間組織編撰的這部中國治水史,展示了強大的凝聚力,作為一項文化工程,填補了中國水利史的空白。企業策劃、注資,組織者與作者努力不懈,各方面全力投入,無論編者、作家,都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如此和諧協調地完成一項艱巨的文化工程,令人感嘆。

如此宏大的一項文化建設工程,源起於程賢章和楊欽歡的一次談話。在有關的報道中,一個重大決定的產生是那麼簡捷,卻是擲地有聲:

「楊欽歡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治水史,只不過中國自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後,再沒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典籍。」

「程賢章眼睛一亮:好,我來接招!」

楊欽歡,廣東梅縣人,1952年4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員。1974年至1983年,在梅縣雁洋工程隊當工人,任業務隊長。1984年至1986年,任梅縣第二建築工程公司經理。1987年至1992年,任梅雁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1993年至2000年8月,任廣東梅雁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2000年8月至2007年5月,任廣東梅雁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07年5月至2009年9月任廣東梅雁水電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2009年9月至今任廣東梅雁水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公司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第六屆董事會董事。第九屆廣東省人大代表,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世界生產率科學院中國分院院士,世界生產率科學院院士。

我在梅州見到楊欽歡先生的時候,最初的感覺是很難把他同上述的種種顯赫頭銜聯繫在一起。我的生活與經濟、與富有、與這些當事者和擁有者相去甚遠,楊先生樸實,低調,步履從容,說話輕聲而緩慢,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企業家。《中國治水史詩》從組稿到出版,他出資數百萬。這在一個像我這樣平庸的落後地區的人看來,多少有一點感情用事的衝動。但在有機會與之長談之後,我改變了看法。

……

水與生命的起源和人類的生存發展密不可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江河湖泊縱橫交錯,星羅棋布。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擇水而居,與水為伴,與水相融、與水抗爭的歷史波瀾壯闊、扣人心弦,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治水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對民族文化的發展壯大起著特殊的影響和作用。西方有人甚至把中國文化籠統地概括為「治水文化」。

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可追溯到數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著名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遺址都分布在河流的兩岸。黃河與長江的中下游地區,現今發現的古文化遺址最多。

水給人類的禍福遠遠超過其他自然物,是人類生存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強大的自然力。我們的祖先在水的哺育下創造著自己的文化,對水的崇拜影響著整個民族的心理。古代中國水崇拜的形式形形色色;歷朝歷代均將「祭天下名山大川」列為皇帝的重要活動;各地區、各民族也都有自己崇奉的江河之神;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更是治水文化圖騰發展的極致。古代的治水文化,直接影響和促成了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先秦諸子的哲學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用水的性格特徵闡釋對宇宙、人生、社會和自我的認識。管子視水為萬物的本質,「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孔子說,「夫水,遍於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其浩浩不居,似有道;其赴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潔,似善;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老子的「上善若水」之說,千百年來代代相傳,至今仍被奉為「善」的最高境界。

可以說,水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永恆主題。

從古代先民對水的崇拜、對水的神化中,從古代思想家關於水的經典闡述中,從古代文學創作的千古絕唱中,我們不難領悟治水文化這一載體對於中華民族文化發展所起到的特殊影響和作用。有史以來,中國治水文化生生不息、綿延不絕,既展示了我們親水、愛水、護水的豐富而生動的藝術情趣,又描繪了我們斗水、治水、馭水的漫長而艱苦的奮鬥歷程。

再現華夏民族治水的英雄史是我心裡埋藏多年的一個大願。

在我們這個以農為本卻又水患經年的東方古國,「治國必先治水」是歷代主政者的共識。

中國氣候受季候風影響,降水時空分布極度不平衡,因此極易罹遇水患:旱則赤地千里,河流乾涸;澇則洪水泛濫,一片汪洋。新中國成立的前100年,長江和黃河水系走向格局巨變,衰落的中國正處於國力的最低谷,昏庸腐敗的統治者對治水無心無力,客觀上加劇了水患的頻率和災害程度。中國自古以農為本,水患之殤對農林經濟的嚴重破壞,從根本上動搖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

1950年,中央防汛總指揮部(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前身)成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專門成立「防洪抗旱總指揮部」的國家,從成立至今,該部的總指揮大多由時任國家副總理擔任。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歷史首先就是一部治水史。自《史記》以後的各朝代正史,都有「水利」專篇,這是西方國家史書中不能想像的。沒有哪一個民族生活的地域面臨著中國這樣頻繁的乾旱和洪澇災害,從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000多年間,共發生較大的洪澇災害1000餘次;沒有哪個國家的江河像中國的大江大河這般兇猛,自漢朝到清代的2100年間,長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有一次大的泛濫,幾條大江大河的水災,直接危及大半個中國,尤其是中國最發達、最富饒、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水利建設是關係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長遠大計。我國歷代都重視水利建設。善治國者,必重水利。歷代興衰同水的漲落息息相關。「治國必先治水」,這是先人留下的遺訓。抗洪治水具有經常的性質和巨大的規模,成為一種典型的集體行動和公共決策,它直接關係到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也直接關係到歷代政權的穩定,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也是盛世明君的樂事善舉。歷朝歷代的當權者都把「治水」當做嚴重的政治問題對待,凡有作為有進取心的帝王都直接領導和參與治水。水利曾為中華古文明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和享譽世界的四大科技發明一樣,建於公元前3世紀的都江堰,被譽為世界水利史的奇蹟;總長1000多公里的京杭大運河,曾長時間在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正是依靠水土資源的不斷開發,中華民族才得以持續發展。

在數千年艱苦卓絕的治水實踐中,中國人經過了極其艱辛的探索,既有過違背自然規律、遭到大自然無情懲罰的深刻教訓,也積累了尊重自然規律、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成功經驗。實踐證明,只有尊重自然規律,不斷提高認識自然、把握規律的能力,正確處理好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節約保護的關係,在防止水對人類傷害的同時防止人類對水的傷害,在滿足人類合理用水需求的同時滿足維護河湖健康的基本需求,才能促進人與水、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以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支撐和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水利科學技術一度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有關水利的歷史文獻汗牛充棟。近代以來,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理論總結水利歷史經驗的工作逐步展開,並形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交叉滲透的一個邊緣學科。這個學科在我國水利建設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人民在數千年的治水史中,經歷了無數的驚濤駭浪,戰勝了無數的艱難險阻,創造了無數的英雄業績,產生了無數的傑出人物。我們今天要編《中國治水史詩》,就是要表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表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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