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大喜歡音樂。不知為什麼，顏色與氣味常常使我快樂，而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謂「輕性音樂」，那跳躍也像是浮面上的，有點假。譬如說顏色：夏天房裡下著帘子，龍鬚草席上堆著一疊舊睡衣，摺得很齊整，翠藍青布衫，青綢褲，那翠藍與青在一起有一種森森細細的美，並不一定使人發生什麼聯想，只是在房間的薄暗裡挖空了一塊，悄沒聲地留出這塊地方來給喜悅。我坐在一邊，無心中看到了，也高興了好一會。
還有一次，沿室里的燈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燈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發青發黑，鍍上一層新的潤滑，而且變得簡單了，從門外望進去，完全像一張現代派的圖畫，有一種新的立體。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夠走進去的，然而真的走進去了，彷彿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興而又害怕，觸了電似地微微發麻，馬上就得出來。
總之，顏色這樣東西，只有沒顏落色的時候是凄慘的；但凡讓人注意到，總是可喜的，使這世界顯得更真實。氣味也是這樣的。別人不喜歡的有許多氣味我都喜歡，霧的輕微的霉氣，雨打濕的灰塵，蔥蒜，廉價的香水。像汽油，有人聞見了要頭昏，我卻特意要坐在汽車夫旁邊，或是走到汽車後面，等它開動的時候「布布布」放氣。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滿房都是那清剛明亮的氣息；我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因為我故意把手腳放慢了，盡著汽油大量蒸發。牛奶燒糊了，火柴燒黑了，那焦香我聞見了就覺得餓。油漆的氣味，因為簇嶄新，所以是積極奮發的，彷彿在新房子里過新年，清冷，乾淨，興旺。火腿鹹肉花生油擱得日子久，變了味，有一種「油哈」氣，那個我也喜歡，使油更油得厲害，爛熟，豐盈，如同古時候的「米爛陳倉」。香港打仗的時候我們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燒的，有強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慣要嘔，後來發現肥皂也有一種寒香。戰爭期間沒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齒我也不介意。
氣味總是暫時，偶爾的；長久嗅著，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氣味到底是小趣味。而顏色，有了個顏色就有在那裡了，使人安心。顏色和氣味的愉快性也許和這有關係。不像音樂，音樂永遠是離開了它自己到別處去的，到哪裡，似乎誰都不能確定，而且才到就已經過去了，跟著又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著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迴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中的悲旦。我認為戲裡只能有正旦貼旦小旦之分而不應當有「悲旦」，「風騷潑旦」，「言論老生」。（民國初年的文明戲裡有專門發表政治性演說的「言論老生。」
凡啞林與鋼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樂隊，以鋼琴與凡啞林為主，我也討厭，零零落落，歷碌不安，很難打成一片，結果就像中國人合作的畫，畫一個美人，由另一個人補上花卉，又一個人補上背景的亭台樓閣，往往沒有情調可言。
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響樂，因為編起來太複雜，作曲者必須經過艱苦的訓練，以後往往就沉溺於訓練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格律的成份過多。為什麼隔一陣子就要來這麼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咬牙，進入決戰最後階段，一鼓作氣，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場聽眾掃數肅清剷除消滅，而觀眾只是默默抵抗著，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裡坐過的；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鋼琴小喇叭凡啞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畫的陰謀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姑姑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緊匝著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里絞著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開著。琴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並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牆上是掛著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緻的，裝著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後，手按在她肩上，「拉拉拉拉」吊嗓子。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於肺有益。無論什麼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葉的淡赭，肩上垂著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墮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並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羨慕呀！我要彈得這麼好就好了！」於是大人們以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塊鸚歌綠絨布親自揩去上面的灰塵。我被帶到音樂會裡，預先我母親再三告誡：「絕對不可以出聲說話，不要讓人家罵中國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終沉默著，坐在位子上動也不動，也沒有睡著。休息十分鐘的時候，母親和姑姑竊竊議論一下紅頭髮的女人：「紅頭髮真是使人為難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紅色黃色都犯了沖，只有綠，紅頭髮穿綠，那的確……」在那燈光黃暗的廣廳里，我找來找去看不見那紅頭髮的人，後來在汽車上一路想著，頭髮難道真有大紅的么？很為困惑。
以後我從來沒有自動地去聽過音樂會，就連在夏夜的公園裡，遠遠坐著不買票，享受露天音樂廳的交響樂，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國女人，寬大的面頰上生著茸茸的金汗毛，時常誇獎我，容易激動的藍色大眼睛裡充滿了眼淚，抱著我的頭吻我。我客氣地微笑著，記著她吻在什麼地方，隔了一會才用手絹子去擦擦。到她家去總是我那老女傭領著我，我還不會說英文，不知怎樣地和她話說得很多，連老女傭也常常參加談話。有一個星期尾她到高橋游泳了回來，驕傲快樂地把衣領解開給我們看，粉紅的背上曬塌了皮，雖然已經隔了一天，還有興興轟轟的汗味太陽味。客室的牆壁上掛滿了暗沉沉的棕色舊地毯，安著綠漆紗門，每次出進都是她丈夫極有禮貌地替我們開門，我很矜持地，從來不向他看，因此幾年來始終不知道他長得是什麼樣子，似乎是不見天日的陰白的臉，他太太教琴養家，他不做什麼事。
後來我進了學校，學校里的琴先生時常生氣，把琴譜往地上一摜，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橫掃到鋼琴蓋上去，砸得骨節震痛。越打我越偷懶，對於鋼琴完全失去了興趣，應當練琴的時候坐在琴背後的地板上看小說。琴先生結婚之後脾氣好了許多。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臉上——離著臉總有一寸遠。鬆鬆的包著一層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說：「早！」但是我還是害怕，每次上課之前立在琴間門口等著鈴響，總是渾身發抖，想到浴室里去一趟。
因為已經下了幾年的工夫，彷彿投資開店，拿不出來了，棄之可惜，所以一直學了下去，然而後來到底不得不停止了。可是一方面繼續在學校里住讀，常常要走過那座音樂館，許多小房間。許多人叮叮咚咚彈琴，紛紛的琴字有搖落、寥落的感覺，彷彿是黎明，下著雨，天永遠亮不起來了，空空的雨點打在洋鐵棚上，空得人心裡難受。彈琴的偶爾踩動下面的踏板，琴字連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過是大風把雨吹成了煙，風過處，又是滴滴搭搭稀稀朗朗的了。
彈著琴，又像在幾十層樓的大廈里，急急走上僕人苦力推銷員所用的後樓梯，灰色水泥樓梯，黑鐵欄干，兩旁夾著灰色水泥牆壁，轉角處堆著紅洋鐵桶與冬天的沒有氣味的灰寒的垃圾。一路走上去，沒遇見一個人；在那陰風慘慘的高房子里，只是往上走。
後來離鋼琴的苦難漸漸遠了，也還聽了一些交響樂，（大都是留聲機上的，因為比較短）總嫌裡面慷慨激昂的演說腔太重。倒是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宮廷音樂，那些精緻的Mi ，尖手尖腳怕碰壞了什麼似的——的確那時候的歐洲人迷上了中國的磁器，連房間傢具都用磁器來做，白地描金，非常細巧的椅子。我最喜歡的古典音樂家不是浪漫派的貝多芬或蕭邦，卻是較早的巴赫，巴赫的曲子並沒有宮樣的纖巧，沒有廟堂氣也沒有英雄氣，那裡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卻又得心應手；小木屋裡，牆上的掛鐘滴搭搖擺；從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牽著裙子請安；綠草原上有思想著的牛羊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