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
青年查良鏞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問：「胡先生，你就會回來嗎？」胡回答：「就會回來。」說完淡淡一笑。在這笑容中，查良鏞看到了一種凄然的神色，於是立在門口呆了許久。
《大公報》總經理沒有再回來，連他的名字都漸被湮沒。年輕的《大公報》職員後來成了名滿江湖的大俠，是為金庸。金庸回憶，1948年胡政之親自主持《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年屆六十的「老總」夜以繼日，和同人們同吃同住，不辭勞苦，「其人格深深感動著年輕後輩，雖然相處只有一個多月，卻永生難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發，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輾轉病榻一年後，他在上海黯然謝世。學者傅國涌稱之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學者謝泳指出，在《大公報》同人心中，胡先生的離去是一種不祥之兆，在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係或許有一些暗示。
謝泳認為，半個世紀以後，可以這樣解讀當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開始謝幕，在隨後的歲月里，《大公報》這個名字仍在，但我們還是要說，《大公報》已經死了。
說《大公報》已死，是懷念一種消亡的傳統。在這個短暫的傳統中，自由知識分子得以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方針，通過報紙「文人議政」。如謝泳所言，中國近世本有兩個新聞傳統，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一個是《新華日報》的傳統，「兩個傳統，我們留了一個」。
胡政之身上的那種報人風采，也已不可追。
他24歲就當上了章太炎主辦的上海《大共和日報》的總編輯，31歲任名報人林白水主辦的北京《新社會報》的主編，此後又成功創辦了著名的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1926年，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共同以新記公司接掌《大公報》。
名報人徐鑄成曾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擘畫精緻，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後起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大公報》舊人陳紀瀅也說：「文人辦報往往鄙於求利，但是，不考慮從印刷到發行，從廣告到旅費，從營業到銷路，往往就會斷送報紙的前途。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並且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這樣描述他在報社內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處理髮行、廣告等經理事務；下午參加編輯會議，評比各報內容，尋找新聞線索，指令記者採訪；晚上和吳鼎昌（社長）、張季鸞（總編輯）商討社務，研究時事，選擇社評題材，每星期還撰寫幾篇社評。他掌握報社經營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個小時，習以為常。
後世嘆服，如此既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又能披堅執銳，奮戰采編一線的報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為一代社會賢達，國民黨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絕了，一生以報人自任。抗戰勝利後他到南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他是否願意出任行政院院長，拿洋房汽車招待他，他卻謝絕了，自己跑回《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與社會上層人物和達官權貴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所談皆國內外時勢大事，從不涉私，這樣對於事業是有利的。」
作為報人，他有著被新聞史家方漢奇稱為「在舊中國新聞界並世無兩」的經歷。 1919年，他曾以記者身份，前住歐洲採訪巴黎和會，不僅是到會的惟一中國記者，也標誌著中國記者採訪重大國際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他以中國新聞界代表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之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會，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