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蘇寶山人。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赴美留學，後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務領導，研究社會學、優生學、性心理學、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這是一張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休息時，毛澤東主席從主席台上下來，與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潘光旦交談。
研究者這樣解讀這張照片：潘光旦上大學時因體育事故，斷了一條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時毛澤東見其他人均離席走動，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顧問。毛澤東與別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顯要，很「露」臉，而這一張，卻是個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員情緒飽滿，談鋒正健，案几上摞著文件，左手中的煙斗似乎還有餘熱。建國伊始，知識分子心情舒暢、欲展抱負的情態躍然其間。同時，我們從領袖謙恭的背影里，也不難看出國家愛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後，知識分子即厄運臨頭，被打入了「另冊」，及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個「知識越多越反動」。潘光旦也未能倖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辭世。這些遭際，是照片上的那個潘光旦所萬萬不會想到的。
收錄這張老照片，編者尚需補白一句：「潘光旦或許不為人熟知，在此聊補一筆。潘光旦，社會學家，是梁啟超的學生、費孝通的老師。」
今年費孝通辭世，有人敏銳地指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失去了一位最為敏銳的見證人。」在中國社會學史上，費孝通屬於第二代學者。儘管在實際的學術活動上，他經常跟上一輩人在一起，但他總是清楚地意識到在為人、為學上兩代人的差異。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異不僅局限在社會學界，而是更廣泛地存在於前後兩代知識分子之間。
費孝通晚年寫了一系列師友回憶文章，不斷地試圖詮釋上一代學者的做人原則與學術探索精神。他曾談到自己與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異：「我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裡做個好人，在做人的問題上要個面子。現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經是個問題了。我這一代人還是要這個面子，所以很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一點很難做到。這個問題很深，我的力量不夠，講不清楚，只是還可以體會得到。我這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有這個問題存在。」
言下之意，甚為悲涼———下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嗎？
「恐怕很難體會到了。」一位長期研究教育的學者對記者感嘆，「別的因素先不論，我們的教育一直以來就缺失這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