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離開武昌兩個月後，一道關於廢除大阿哥的上諭頒發下來。張之洞心裡欣慰：太后儘管糊塗迷誤過一段時期，但畢竟還是醒悟過來了。
是的，這次親身遭逢的巨變，的確給一向自以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創傷和刻骨的刺激，嚴酷的現實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認自己的失誤。為了挽回喪失殆盡的人心，維護自己搖搖欲墜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從的軍機大臣草擬以皇上名義下達的「罪己詔」。又在批准和約的上諭里再次表示「自責不暇，何忍責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為客卿的英國人赫德所上的條陳。這位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極為誠懇的語言勸告太后，西方各國決不是要中國的國土和人民，只是希望中國改弦易轍，實行新政，奉行和他們一樣的國策。赫德請太后早日迴鑾，今後只要認真實行改革，中國是可以富強的；中國富強了，與世界各國也就相安無事了。
慈禧完全接受這位洋朋友的建議，一面籌備迴鑾北京的準備，一面籌謀實行新政，並明詔國民：「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為日星之照世，而可變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大抵法積則弊，法弊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又要求各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撫及出使各國大臣，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參酌中西政要，對有關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方面，向朝廷提出有關變法改革除舊布新的建議。一時間，彷彿戊戌年的「百日維新」之劇又重新上演，只是戲中的主角由皇帝變成太后而已！
庚子年的這場慘變，任何一個稍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都會痛心疾首，任何一個稍有頭腦的中國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國滅種，只有變法一條路。相對於兩年多以前的那個夏天來說，這次的變法，在表面上已經是沒有反對派，大家咸與維新了。在新一輪的變法高潮中，最為積極也最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當首推既有新政實質、又有「中體西用」理論主張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次則為對辦局廠辦新軍有興趣的碩果僅存的湘軍元戎兩江總督劉坤一，另一個則是辦新軍大有成績，又在鎮壓拳民中嶄露頭角的山東巡撫袁世凱，他們都在組織一批智囊文膽，切磋研討關於變革方略的文稿。
袁世凱多次向張之洞寫信，以晚輩自居，請他牽頭，選擇幾個有影響的督撫會銜上奏，共同提出關於新政全局的建議來。因為有吳永的那番話，張之洞不理睬袁世凱的示好，而主動與劉坤一聯合，希望以他們兩人會銜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馬一生一向以戰功自炫的劉坤一，晚年親眼目睹湘淮軍在洋兵面前屢戰屢敗的現狀，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進京師，帝、後棄逃，在劉坤一看來，這無異於亡國，是軍人的奇恥大辱。他欣然贊同張之洞的建議，願意為中國的復興，與張之洞一起擔當這個重任。
經過兩三個月的起草修改審訂的過程，關於新政的三個奏摺產生了。第一個摺子名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此折提出變法圖強，以人才為先的主張，指出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不弱於兵，而弱於志氣。並提出育才興學四條辦法：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舉，停置武科舉，獎勵遊學。第二個摺子名曰《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此折從十二個方面提出對中國舊的法規法則加以改革，即提倡節儉，打破資格限制，停止捐納，考核官員並增加俸祿，改進官員詮選，取消書吏和差役，改善刑獄，籌八旗生計，裁撤屯衛、綠營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籌議變法謹採用西法十一條折》，提出應當採納的切實有用的西法有：廣派官員出國考察，編練新軍，改良農業，提倡工藝製造，制訂有關礦業鐵路商業交涉等法律，貨幣改用銀元，徵收印花稅，推行郵政，多譯各國書籍等等。
第二折的除舊和第三折的布新，都審慎地遵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的理論：關於本體的方面，即中國的綱常名教、倫理道德，仍得堅持，不能改變；西法西藝，均作為功用而被引進，以促使本體的健壯強大。
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會奏三折」。它以形式上的溫和中庸，內容上的切實可行，時間上的恰到好處，上奏者的地位資望，獲得了以慈禧為首的朝廷執政者的一致認可，成為事實上的新一輪新政的實施大綱。這些變法設想，通過以後的一連串上諭，向全國各地陸續頒發推行。
張之洞趁著這個大好時機，加速發展湖北的洋務事業，在兩湖各府縣廣設各式新學堂，大量派遣官費生赴日本留學。他又在湖北擴大新軍。湖北新軍按全國統一軍制，將軍隊編為一鎮一混成協，即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共有官兵一萬五千餘人，全部用新式槍炮及西洋器械裝備，聘請德、日教官充當軍隊教習。配合新軍建設，又在武昌辦起將弁學堂、武備普通中學和陸軍小學堂。這三所軍校擔負起培養新軍各級武官的責任。與此同時，張之洞又擬在武昌創辦火柴廠、水泥廠等工廠。
辦學堂，辦新軍，辦工廠，凡有興作，第一步便是籌措資金。到處需要錢，到處都向總督衙門伸手要銀子。「銀錢」兩字，令他焦急，令他憂慮。再一次「銀錢短缺」的重荷，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多麼盼望能有點鐵成金之術：頃刻之間，他的面前便可出現金山銀山。他甚至幻想過，能在哪一處施工現場，突然發現前人埋在地下的金窖銀庫。當然，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懷著滿腔洋務宏圖的湖廣總督，從哪裡去獲得眼下所急需的大批資金呢？
這一天，陳衍來到籤押房。他對面有愁容的總督說：「卑職知香帥為資金一事苦惱，願向大人獻一奇策，可立解燃眉之急。」
張之洞頗為疑惑地望著這位瘦小的八閩名士，見他一臉正經，不像說笑話的樣子，弄不清他葫蘆里賣的什麼葯。張之洞似笑非笑地說：「你有辦法可立刻籌集一批大的銀錢？」
陳衍點頭：「是的，不出兩個月，您可得二十萬兩銀子，半年光景，您可得七十萬兩銀子。」
張之洞問：「你是去借錢？」
陳衍搖搖頭：「不是借。現在借錢利息都很高，何況也借不到這麼多。」
張之洞盯著陳衍的眼睛：「你想去學梁山泊的草寇，打劫生辰綱？」
陳衍哈哈笑起來：「香帥真會取笑。太平世界，朗朗天日，我一個弱書生怎敢打劫別人的金銀！」
張之洞也笑了，說：「那你的奇策是什麼？」
陳衍收起笑容，正經八百地說：「我的奇策，既不靠借，更不靠搶，它靠的是真實的學問。這門學問，洋人稱之為貨幣金融學，我已經研究這門學問多年了。」
張之洞驚道：「看不出，石遺，我原來以為你只鑽研詩話學，想不到你對西學也有研究。」
陳衍說：「我的家鄉福建侯官，雖不如廣州、香港等地，卻也因地處沿海而得風氣之先。自林文忠公以來，侯官研究西學已蔚然成風。我曾偶爾得到幾本西洋人所著的貨幣和金融方面的書籍，便被這門學問所迷住，多年探索，頗有心得。」
張之洞聽陳衍這一解釋，知他不是走的野狐禪一類的歪門邪道，遂認起真來：「你說說，你有什麼好辦法，若真的行之有效，你可為湖北的洋務立下一大功。」
陳衍說：「這個辦法其實也簡單。湖北現有兩台您從廣州帶來的鑄銀元機，就用這兩台機器，鑄造一種新的貨幣即銅元，每個銅元合銅二錢七分，由總督衙門規定，一個銅元值十文制錢。如此，湖北銀錢短缺之圍可立解。」
張之洞一邊摸著鬍鬚，一邊將陳衍這番話在腦子裡思考著：「我弄不明白，你這是玩的什麼把戲，為何將制錢換成銅元，就能立即生財？」
「香帥，容卑職慢慢解釋。」陳衍知張之洞雖熱心推行新學，其實是連新學的門檻都沒進的人，於是耐心地剖析，「香帥，您是知道的，一兩銀子可兌換一千文制錢，一千文制錢重八斤，也就是說一千文制錢是用八斤純銅所鑄成。八斤即一千二百八十錢，也就是說，一文制錢含銅一錢二分八，將近二個制錢便可鑄一個銅元，這個銅元當十個制錢用，剩下的近八個制錢便是總督衙門所賺的了。十文賺八文，一兩銀子可賺八百文，百萬兩銀子可賺八萬萬文制錢，將這八萬萬制錢再換成銀子便可得八十萬兩銀子。我估計湖北一省半年市場銀子流通量大約有百萬兩，當然這種計算是個概數，其實要兩個多制錢才能鑄一個銅元，再打個八五折，恰好近七十萬兩。一年下來，可得銀子一百三四十萬兩。香帥，拿這筆銀子，你辦什麼洋務不成？」
聽陳衍這麼一說，果然這一百三四十萬兩銀子的得來並不難。鑄銀機器確實是現成的，早在光緒十五年張之洞通過鄭觀應從香港購買了兩台。廣東省是大清國第一個鑄造銀元的地方，張之洞也便成了有史以來中國第一個鑄造銀元的官員，如果能在湖北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