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本來打算停一段日子再給你去信的，但是，你的來信促使我又提前動筆了，因為你的信中提了不少問題。
首先，我很高興你能夠理解，為什麼你要求我介紹今年的美國大選，我卻先向你講了一個二十年前的美國總統故事。實際上，這是基於我自己的經驗而來的。對一個完整的「水門事件」的了解，使我一下子對於美國的大選有了比較本質的認識。至少，這一來，知道美國總統「是什麼」了，也了解了他在美國政府的權力結構中的準確位置，以及他和其他兩個權力分支的關係了。因為「水門事件」是了解這些問題的一個捷徑。然後你再去看總統大選，也就能從「看熱鬧」，漸漸過渡為「看門道」了。
你在信中說，我的介紹顯得「戛然而止」，有點意猶未盡的感覺，希望知道「水門事件」在結束之後，「後來怎麼樣了」。這確實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問題。
尼克松總統辭職之後，當然就不是總統了。但是，並沒有任何人，不論是政界還是百姓，打算對他進行「窮追猛打落水狗」式的打擊。他回到自己的家鄉，除了逐步從心理上調節恢複，又開始一般退休總統的十分繁忙的生活。
那麼，他忙些什麼呢？他和其他的離任總統一樣，在他的家鄉建立了一個總統紀念圖書館，裡面除了總統的各種紀念物品之外，存放了大量他在任職時期的私人文件，以供人們查閱。他也和其他離任總統一樣，開始撰寫他的回憶錄。看上去，他不論從待遇到生活狀態，確實都和別的離任總統一樣。
只是，在他的紀念圖書館裡，一直在播放尼克松回答人們提問的錄像，在這些談話里，尼克松也坦率地回答人們提出的有關「水門事件」的各種問題。尼克松告訴來到這裡的好奇的人們，他最大的教訓就是，犯錯誤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掩蓋錯誤」。
當然，尼克松離任後所寫的回憶錄，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水門事件」。由於人們都對尼克松自己的解釋和辭職後的反思很感興趣，所以，我相信，他的回憶錄也使他比別的總統得到了更多的稿費收入。
這裡實際上也反映了一些在美國十分重要的現象。首先是，美國退任總統的生活都是優裕和豐富的。他們的退休金與商界大總管的薪金相比，當然顯得十分微薄。但是，已經足以維持一個安樂的生活。他們也出席一些社會活動，以寫書和演講等取得收入和調節生活節奏。同時，美國人極為普遍的對大自然的熱愛，政治人物也絕不例外。對自己莊園里的山林河流，花草樹木的迷戀是朝野不分的。這些「收拾山河」的工作就耗費了許多退休政治家的精力，也平衡了他們很大一部分心理狀態。
在中國時，我就聽說過報道美國前總統卡特，退休以後自己喜歡做些木工活兒。當時覺得他非常特別。儘管卡特確實是一個十分平民化的總統，但是，到了美國之後，發現不論是哪一個退休政治家，如果說喜歡做園丁、喜歡做木工等等，都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這在美國大家都會覺得是很正常的。除了說明這是一個正常人之外，並不說明什麼特別的問題。
至於一些年富力強的退任政治家，則往往選擇在從政界退下來之後，繼續他在進入政治生活之前的事業，或者開創一個新的事業。這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總統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他當時是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不論是地位、收入，都絕對不在美國國防部長之下。當肯尼迪邀請他出任國防部長的時候，他唯一考慮的因素，是可以有一個機會為他的理想和國家做出一些貢獻。不幸的是，他錯誤地捲入越戰，越真誠陷得越深，由他自己親手鑄成了許多大錯。去年在他的回憶錄里，他表達了自己的反思和追悔。「我們錯了，可怕地錯了。」他已經蒼老的聲音沉重地響在多少美國人民的心頭。從政治中退任之後，他又開始做世界銀行總裁。對他來說，從政幾年只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經歷。
也就是說，在美國總的來講，生活的選擇非常多，這對於上上下下都是一樣的。唯一的區別是，上層人物的有些選擇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種本質上的多樣化都是一樣的。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無關係的因素，實際上對於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和平政治交替權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國很容易做到擁有一個面積較大的私人莊園的事實，以及美國人普遍的迷戀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這些看來與政治離題萬里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還原為本來意義上的常人，而不是異化成一離開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的政治動物。而一個穩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須具備這種把政治家還原為常人的能力。
再者，我們看到，美國民眾所關注的，是一個健康的政府運作機構。因為對於他們來說，這才是與他們的基本利益息息相關的關鍵所在。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如果違背了與公眾的契約，大家會盡一切努力使他離任，以維持這個政府運作機構的正常狀態。然而，這並不說明公眾的關注點，就是集中在某一個個人身上。任何一個犯罪的官員，當他一旦卸下他的職務，也就是當他的個人行為不再成為公眾利益的威脅的時候，大家立即一鬨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誰也不會認為，還有什麼「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興趣。
剩下的事情，公眾會交給這個制度去操心。如果離任官員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處理。這樣的消息當然還會見報，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過，興趣缺缺。如果離任官員已經得到赦免，那麼，對於他離任後的新生活，大家只會說一句「祝他好運氣」，希望他儘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裡，民眾對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對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政治家們競選的時候話太多了的緣故。總之沒人會把他們當作「超人」。
誰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後的生活待遇，實際上比一般平民要優裕得多。然而，全美國幾乎找不到這樣一個人，因為這一點而感到憤憤不平。因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他此後的生活待遇，都是在憲法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的。也就是說，都沒有超出人民與政府當初定下的契約的限度，這是大家早就認可的，所以也就心平氣和。
那麼，作為對手政黨的民主黨是否就可以藉此機會「追殺」尼克松，趁機奪過大權了呢？事實上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並不是說明這裡的政治家通通「心慈手軟」。我們假想一下，如果出現了一個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民主黨，他也不可能有什麼大動作出來。因為憲法規定了，總統下台之後，只可能由同是共和黨的副總統接班，任何人如果試圖改變這一點，那麼，他就是在冒著和尼克松同樣的違憲風險。再說，他也完全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與其冒大的風險去「奪權」，還不如正常去競選，反正總統四年一個任期，並不是失去一個機會就「時不再來」。
其實，這也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美國「注重個人」的傳統。每一個人都必須為他的「個人行為」負責。不論是什麼人，不論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現錯誤或者罪行，從當事人本身來說，你無法把責任隨意推出去，臨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好漢做事好漢當」，想不想「當」都得「當」。
這樣，既避免了公職人員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種在信仰口實之下的大規模民眾犯罪。你無法把罪責推給一場民眾運動或者推給一個領袖，因為，法律在清理的時候，領袖是領袖的罪責，作為民眾一員的個人，也有個人的罪責。
你已經看到，總統也是一樣，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為首先代表他個人。他有了罪行之後，他無法輕易將責任推給他的政黨，儘管他是這個政黨推出來的一個候選人；就像他無法把責任推給這個國家，儘管他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一樣。他不能在維護政黨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責任。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也維持了這裡政黨政治的正常運行。正因為尼克松就是尼克松，在他的這場「水門事件」中，牽涉到幾個人就是幾個人。既然這不是什麼政黨的整體行為，所以，站在對立面的政黨也無法以「水門事件」為理由，去試圖摧毀整個共和黨。這樣，也就不可能發生政黨間的惡性追殺。
至於尼克松，下台以後可以說一天也沒有擔心過任何報復性的「追殺」。沒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的自由。辭去總統，他就成了一個普通公民，受憲法保護，享有憲法所規定的一切公民權。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如果他願意的話，他依然可以在政界活動，甚至尋求「東山再起」，不會受到任何干涉。他如果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就可以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去尋求公正。
尼克松是這樣，其他人也是這樣。
「水門事件」是以刑事案結案的，所以，除了尼克松被新任總統福特以憲法授予的特赦權予以豁免之外，其他涉案者當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懲罰。除了水門大樓的直接闖入者之外，還有那些涉案的行政官員。他們中的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