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來信收到。你說儘管早已知道了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下台的結局，但是，對於這事件所引發的制約權力的「收銀機」運作過程，還是非常感興趣。你在等著我講完這個故事。對我來說，其實也是一樣，整個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於這個美國「收銀機」。一旦按下第一個啟動按鈕，它的各個部件就互動地一步推一步地在向前走，在一個出問題的部位繞上一道又一道的蛛網，然後逐漸解決。對於我來說，這樣的機制也是很新鮮的一個玩意兒。
你已經看到了，司法和立法兩大部分正在對「水門事件」進行最後的衝刺。這時，作為另一道外部保險機制的新聞界，正以他們習慣的操作方式，進行無孔不入的全方位調查。你幾乎可以把他們稱作是一支「野戰軍」。首先，他們沒有任何特權，他們無法迫使任何人告訴他們任何與案情有關的內容，除非被採訪者自己願意這樣做。
新聞界也無法把任何他們感興趣的採訪對象召來，因為在他們手裡，既沒有法庭也沒有聽證會這樣的有效手段。確實有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這一類的好事，可是，這個主動權是掌握在他們的採訪對象的手裡的。是別人有話要說，把他們給招了去，而不是相反。但就連這樣的機會對於他們都是重要的，他們會在這樣的時刻，急急地抓緊每一分鐘提出問題，可是，人家不僅常常以「無可奉告」一口回絕，甚至可以一甩手拔腿就走了。你也不能如法庭國會那樣給他定個什麼「藐視罪」。因此，看上去新聞界是最沒有「實權」的一支結構外的「野戰部隊」。
初到美國，很容易對美國的報紙、電台、電視產生誤解，因為美國的所謂媒體和我們所習慣的或所想像的不同，美國的媒體是完全市場化的。這兒沒有國營或州營的報紙電台，更沒有政黨經營的媒體。所有的報紙電台都是民間的。媒體必須服從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的法則。媒體的主要收入是廣告收入，而廣告的多寡取決於收視率、收聽率、發行量。激烈的競爭又使得花樣品種達到最大，說起來這是最基本的自然規律。
所以，如果你存心找的話，你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報紙，聽到各種各樣的電台。為什麼要找呢？因為他們大多規模很小。這兒沒有我們中央台、省台這樣大功率的電台，開著汽車聽電台，聽一會兒就得換台了，因為開出了電台的功率範圍了。如果你想在這兒辦一份報，或辦一個電台，你唯一要操心的是怎麼把你的報紙或節目「賣」出去。美國甚至連英國BBC這樣雖然獨立運作但得到政府全面資助的電台也沒有。我剛來時以為這兒的公共電台和公共電視台是國營的，因為不僅節目較嚴肅，而且商業廣告很少，後來才知道它們也是民間的，只不過它們是非營利機構，由基金會和贊助來經營。由於它們從事一些民眾科技文化教育，所以也申請政府的一部分資助。就是這少量的資金，國會的共和黨議員也一直在鼓吹削減取消。
為什麼會這樣呢？美國政府難道沒錢辦好一份「統一」的報紙，辦好一個「統一」的電台、電視台？當然不是。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美國人根本不信任任何來自官方的「統一」的媒體。
所以，如果有人告訴你，美國的媒體在唱一個調，甚至在齊唱一個「歪調」，那就對美國人民追求個人自由意志的本性太不了解了。媒體有意歪曲報道等於是砸鍋賣鐵，自個兒砸自個兒的牌子，這是靠牌子在那裡掙錢的正經民營大報最犯忌的事情。因此，美國的幾家大電視網和大報，都把追求新聞的真實性、運作的獨立性和報道的公正性看做自己的靈魂，它們在這方面無疑也是屬於出類拔萃之列的。
正是這樣的追求和激烈競爭，為美國的新聞界培育了一大批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因此在美國，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在內，敢於不把新聞界放在眼裡。不僅因為這支「野戰軍」有不計其數的具有良好職業訓練的記者隊伍，而且他們習慣於獨立作戰，每個人的能量似乎都是經過放大的，幾乎沒有一個是等閑之輩。因為凡是不具備這樣新聞素質的從業人員，都被逐步淘汰了。
這些記者雖然沒有什麼特權相助，可是，他們在職業正義感和新聞業的競爭等等動因的驅使下，會把一個常人的能量發揮到極限，發掘出天曉得是從哪裡挖出來的內幕新聞。再說，他們一個記者一個智慧，對於他們沒有什麼禁區和局限，他們能找出什麼就找什麼，別看有些東西看上去只不過是雞零狗碎，但是，沒準兒這些記者的共同努力湊在一起，就能拼出一張「先遣圖」來。
這一次，就是在尼克松「水門案」的緊要關頭，新聞界又一次全面出擊，造成了意外的效果。首先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開展了對尼克松減稅問題的調查報道。這是尼克松曾經把自己當副總統時的私人文件捐出，換取了五十萬美元的減稅。這家報紙還報道了尼克松曾經花了公眾的一千七百萬美元，用來裝修和警衛他在加利福尼亞和佛羅里達的私人住宅。這雖然與「水門案」無關，但是對於尼克松的信譽是一個慘重的打擊。
同時，《華爾街日報》又雪上加霜，對尼克松的副總統阿格鈕受賄以及偷漏收入稅的情況進行了報道。這在美國民眾中又引起一陣強烈反應。在司法部檢察官對一系列證據的調查之下，副總統阿格鈕很快看清，如果他頑抗下去，也將面臨無法逃避的彈劾，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以辭職認罪交換寬大處理。於是，他很快放棄了掙扎，僅僅在《華爾街日報》向公眾披露的兩個月後，他就向當時的國務卿基辛格交了一封辭職信。然後來到一個聯邦地區法院，以認罪交換了「三年徒刑緩期執行以及一萬美元罰款」的寬大處理。
尼克松的錄音帶問題還在僵持。但是，尼克松從大陪審團的宣告中，已經知道自己面臨觸犯眾怒的危險。他無法忽視站在那二十三名普通陪審員身後的全體美國人民。因此，在8月15日他又一次在電視里發表聲明的時候，提到錄音帶時再也沒有過去那種持「行政特權」力爭的強詞奪理，而完全是透著和美國人民商討，試圖取得諒解的低姿態。
尼克松在這次電視聲明中向公眾表示道歉，他直視著攝像機說：「我很遺憾這一切的發生。」並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國會參院對有關他的指控進行調查，「我沒有意見」。在錄音帶的問題上，他竭力試圖取得民眾的同情，把話都說到了這樣的份兒上，他把自己和助手之間的談話錄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間的私房話，因此要求大家允許他將錄音帶持為己有。當然，尼克松抱著最後的希望，希望能夠守住這條最致命的防線。
這時，幾乎已經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在美國，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這樣重大的「憲法性」問題，如果雙方不讓步的話，那麼，就只有等待了。等待什麼呢？等待持有憲法解釋權的最高法院出來給出一個判決。但是，我前面已經說過了，這實在不是一個普通的憲法解釋問題，這已經是一個憲法危機。
正因為如此，尼克松總統新任的憲法顧問才發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這位憲法顧問也是來自一個大學的法學教授。根據他對憲法的理解，同樣是根據權力劃分的原則，他覺得，如果司法分支強制這個國家的總統，將會毀了美國的總統地位，即毀了行政分支的憲法地位，從而動搖美國的國家制度。那麼，如果檢察官要堅持強制總統服從法律程序，如何解決這個僵局呢？他認為如果總統決定不服從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散檢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對總統的指控。
同樣來自大學法學講壇的獨立檢察官考克斯，聽了這番法理推論之後，他發表了一個短短的聲明。只有尼克松總統明白這個聲明沉甸甸的分量。考克斯說，總統所永遠不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審團。因為大陪審團代表人民，人民有權得到每個人的證據。
儘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鬧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還是必須由地方法院先判決，然後再一級級上訴。在這個過程中，為了防止一場憲法危機真正發生，不論是法官西里卡還是上訴法院，都儘可能地做了局部讓步的努力，使得變通的方式有可能被尼克松所接受。
這些變通的方法，主要是如何盡量縮小錄音帶的審聽範圍，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審聽錄音帶，再將其變為可由法庭審閱的書面記錄，等等。但是，這些努力都沒有被尼克松所接受。這時，尼克松的周圍又有了一批像憲法顧問、「水門事件」顧問等等這樣的新任顧問。尼克松在這些重大問題上，也基本上是參考他們的意見為自己的決策依據。看來，不論尼克松的口氣是硬是軟，從根本上來說，這些新顧問們給他制定的基本上還是「頂」的方針。
尼克松的新任憲法顧問的觀點就十分典型。身為一個總統的憲法顧問，他的立足點是強行維護合眾國總統的權威。他在遞交給法庭的聲明中說，「將美國總統辦公室拆成碎片，是一個太高的代價，即使是為『水門事件』，也付不起這個代價。」
他的意思很清楚，總統再錯，也是總統，沒了總統，國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