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上封信我講到「水門事件」在司法審理過程中，終於炸開了一個缺口。但是，聰明的法官西里卡雖然還不知道他到底將拖出多大的一條魚來，可他至少知道，魚越大就越難網住。因此，他絲毫沒有因為手裡捏著麥克考爾德的信，就以為萬事大吉了。
他不僅知道自己還有不少溝溝坎坎要跨，而且他還想到，如果在這條線索後面是一條真正的大魚，那麼單靠司法分支的力量肯定是不夠的。問題很明白是出在政府權力的行政分支這一部分。所以，他首先考慮的，就是在促使立法分支對行政監督的這個方向，他再上去猛推一把。
法官西里卡的顧慮絕不是多餘的。當法庭上的爆炸性消息傳到白宮的時候，尼克松在震驚之餘，一方面安撫部下，說是麥克考爾德知道的東西並不多，坦白也不會造成大的傷害。另一方面，他開始召集商量新的對策。其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既然如此，乾脆用司法之「盾」，擋國會之「矛」，先截斷立法分支的進攻。把問題限在司法程序的初級階段，然後把線索掐斷在這一道門檻裡面。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計策呢？就是在參院聽證會之前，搶先要求進入司法程序。可是尼克松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不是等於自投法網嗎？這裡面也大有講究。
國會的聽證會，是憲法設計的權力制約與平衡的機制之一。也就是權力的立法分支對於行政分支進行監督審查。如果是一個平民，你沒有一定的證據，是不可以對他提出刑事起訴的。如果沒有絕對充分的證據，更是很難給一個平民定罪。這在我去年介紹的辛普森案中，你一定已經深有體會了。但是，政府行政機構和它的官員的作為，就受到遠為嚴格的監督和限制了。
在政府行政機構和官員的行為發生諸多疑點的時候，即使還沒有夠得上提出法律起訴的證據，國會就已經可以根據這些疑點要求召開聽證會了。國會聽證會雖然不是法庭，但是，它的嚴肅性以及窮根追底的勁頭絕不比法庭差。更具威懾力的一招，就是一般它都向全國做電視轉播。一切都是公開的。這樣，國會聽證會往往會起到「准法庭」的作用。所以，政府的行政官員與平民百姓相比，受到的監督更多一層，受到的保護也就少了一層。
但是，不論國會聽證會得出的結論是什麼，聽證會是不會給你判刑的。如果在聽證會上，確實追出了刑事犯罪的證人證據，那麼聽證會一結束，下一步就是移交司法系統，進入司法程序了。進入司法程序之後，就是按照司法的一套規矩去走，法庭上的被告都一樣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利，沒有充足證據都無法定罪，但是一旦定了罪，就得坐牢了。
那麼，尼克松他們為什麼要跳過國會聽證會這一層，反而願意進入司法程序呢？我們先預想一下，如果舉行國會聽證將會發生什麼。
對於尼克松們來說，在證人已經宣布要坦白的時候，向全國舉行公開的國會聽證會，那無疑立馬就是一場滅頂之災。你想，如果讓證人在全國民眾的眾目睽睽之下，一下子把全部事實都攤開，把白宮後台一把推到前面。可以想像，全國民眾的憤怒會立即如潮水般把尼克松的白宮淹沒，連緩衝築堤搶救的時間都不會給他們留下。這當然不是尼克松們想看到的後果。
可是，如今已經處在最後的緊急關頭，若要阻擋這樣的事情發生，除了以毒攻毒，主動要求直接進入司法程序，已經沒有別的阻擋辦法了。因為一般來說，如果一個政府官員的問題，已經嚴重到足以進入司法程序的階段，那麼，國會聽證這個「准法庭」的階段當然也就沒有必要了。雖然國會也可以堅持照樣開聽證會，但是，一般來說，國會接受這個建議，取消預定的聽證會，讓他們直接轉向司法系統的可能性很大。尼克松們當然也不想和司法分支打交道，只是，兩害取其輕，也只能這樣以退為進了。
你一定又要問了，為什麼他們會認為司法方向造成的傷害可能更輕一些呢？如果他們成功地擋住了國會聽證會，他們又怎麼對付司法分支呢？他們怎麼可能把線頭掐斷在司法程序的初級階段呢？
因為，如果進入司法程序，首先就是召集大陪審團舉行聽證會，而關鍵的是，由於這是起訴之前的聽證，所以這樣的聽證是秘密舉行的。
同時，美國司法部門為了儘快搞清案情真相，為了打消證人的顧慮，一向與證人進行有限度的交易。這種交易的效果最突出的，就是在給販毒集團首犯定罪的案子里。例如，以不咎既往不起訴為條件，交換販毒集團內的知情者出來作證，作證後甚至幫助他們改頭換面，在無人知曉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否則，很多組織嚴密的販毒集團即使警察千辛萬苦破了案，也無法說服陪審團將罪犯定罪。
也就是說，證人以「案情真相」交換對證人的「不起訴」，這在起訴前的大陪審團聽證階段，是常有的情況。當然，這種交易是有限的。但是，在整個司法程序中，這確實是十分罕見的、有商量迴旋餘地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猜對了，尼克松們打的就是這個階段的主意。
由於這種交易是有限的，所以，他們可以在這個階段有限地拋出幾個「死老虎」。例如，前共和黨總統再任委員會的正副主席米歇爾和麥格魯德。他們本來就是「水門事件」的直接指揮，竊聽專家麥克考爾德一坦白，他們本來就在劫難逃了。可是，白宮裡面的人卻可以在事先和司法部門做交易，以「出來作證」交換「不起訴」。
這樣的交易是否有希望呢？他們至少認為還是有一定把握的。首先是，在司法程序的這個初級階段，嚴格地說，是政府權力的兩個分支的接合部，就是政府行政部門的司法部和政府司法分支的法庭的交接點。因為，只有在大陪審團批准起訴之後，才算是案子真的交到法官西里卡手中了。在此之前，尼克松所領導的司法部之下的檢察官，在這個「證人交易」里還是有相當大的發言權的。
其次，畢竟，一件刑事案件，牽連到白宮，牽連到可能要總統出來作證，這些都是沒有先例的。誰也不知道這樣的交易幅度應該怎樣。既然沒有先例，爭取的空間也就更大一些。
如果尼克松們的這一招能夠如願以償的話，就切斷了政府權力三個分支以及新聞媒體在制衡關係中的互動作用。在美國的建國者們設計了「收銀機」之後的近兩百年來，它的機制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大的挑戰。
就在這最後衝刺的緊要關頭，法官西里卡似乎也在擔心白宮的這步棋，於是動作敏捷地搶先跨了一步。他為了推動國會，使他們堅定召開聽證會的決心。在宣判的前兩天，也就是在麥克考爾德的信公布的前兩天，他邀請參院「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的顧問，一個名叫戴希的法學教授，前來旁聽他敦促被告與參院合作的談話。並且因此促成了決心坦白的麥克考爾德與戴希教授的單獨談話。
法官西里卡的這一推動非常有力。因為麥克考爾德對戴希教授透露的情況，使戴希教授十足大吃一驚。這等於在參院的調查決定上，又錘下了一顆鐵定的釘子。
推完參院這一頭，法官西里卡決定在證人一方也再加大壓力。他又一次使用了他的殺手鐧。他在那次宣判會上，除了對要求坦白的麥克考爾德延緩判決之外，對其他幾名被告只宣布了「臨時判決」，「臨時判決」的刑期都很長。接著他宣布，「正式判決」將在三個月後，屆時，他將根據被告與參院及大陪審團的合作程度，重新評定他們的正式刑期。
法官西里卡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對被告們說，「我建議你們與大陪審團和參院調查委員會充分合作。你們應該明白，我並沒承諾什麼，也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你們如果決定和盤托出，我會重新評估刑期，其他因素也會得到考慮。所以我在此特作說明，因為這是你們自己可以做主的。」
這一個關鍵的較量，尼克松這一方又顯得十分被動。當他們還在準備他們的計畫時，國會的調查委員會已經決定藉助公眾輿論的支持了。戴希教授舉行了一個簡單的新聞發布會。他只宣布麥克考爾德向他提供了其他涉案者，而拒絕透露包括姓名在內的進一步的任何情況。
新聞界立即被連鎖地推動了。記者們見縫插針地去搜尋消息。其中，《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的兩名記者也在積極追查。《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不僅在整個「水門事件」過程中探出大量內幕，做了許多報道。此後他們也幾乎成了「水門事件」的專家，他們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寫出了好幾本有關「水門事件」的書。直到最近還寫出新的書來，書名挺有意思，叫做《都是總統的人》。
而《洛杉磯時報》的記者終於探到了前共和黨總統再任委員會副主席麥格魯德和總統法律顧問迪恩的名字。在名字見報之前，這名記者在總統的記者招待會上，就迪恩涉案一事向白宮的新聞秘書追問，這位新聞秘書卻以誣陷控告相威脅。記者根本不把這樣的威脅放在眼裡。迪恩的故事當然開始上報。
反過來，倒是迪恩自己沉不住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