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收到你的來信很高興，你說，正等著我把尼克松再任總統之後的「水門事件」再講下去。確實，「水門事件」此後的發展，是整個「大故事」里最精彩的一部分。看了後面的這部分，對美國建國者們在兩百多年前的設計，對於這個制約權力的「收銀機」的操作機制，你就會有一個非常形象的了解了。
尼克松再任了，可是「水門事件」的陰影卻揮之不去。在美國，不論是首任還是連任，每當一個總統開始他為期四年的任期，他總是要重新組閣。也就是把他這個行政系統各個部分的負責人，重新做一番安排調整。這一次，這些新任部長們的各項指標中，屬於「忠誠」和「強有力」這方面的素質，對於尼克松來說就格外重要。因為，「水門事件」還像影子一樣跟著他，一起跟進了尼克松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在說不定的什麼關鍵時刻，他會需要自己的部下拉他一把。
與此同時，連任之後，在他的白宮「小圈子」里，他也不得不讓幾個與「水門事件」有關的親信離職。這裡面有他的私人秘書，也有「特別顧問」。他要抽掉那幾根易燃的柴棒，以免他們引著白宮的後院火堆。
但是，你一定還記得，尼克松畢竟只是這個政府的「行政大主管」。在美國政府的三大分支中，他僅僅管著其中的一個分支。且不論即使在行政分支中，各個部門還有其總統控制不了的「獨立性」。那麼，在尼克松總統控制的範圍之外，「水門事件」正在以什麼樣的狀態發展呢？
我們先看看這個國家的立法機構——國會。大選年的美國國會說來是有點「荒唐」。為什麼呢？因為憲法規定美國眾議員的任期只有兩年，他們的選期有一次和總統的大選年是重合的，另一次則是在中期選舉，也就是兩個總統大選年的中間。而參議院呢，是每兩年重選三分之一，參議員的任期就是六年，但可以連選連任。也就是說，在總統候選人緊緊張張地在那裡拼著競選的時候，國會的兩大塊，眾院和參院，也各自在為競選忙作一團。
參眾兩院的議員們都來自不同的州，都是每個州的百姓直選出來的。他們必須回到家鄉，向當地的選民們闡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並且和選民溝通，與自己的競選對手辯論、打廣告戰等等。除了競選範圍比總統競選要小（在一個州或一個選區的範圍內），他們的其他諸多麻煩絕不小於總統候選人。
這樣，在總統大選年，對全部的眾議員和三分之一的參議員來說，也是他們的「大選年」。於是，到了最後的一段時間，國會就必須關門大吉，休會了。再有天大的事情，也得等選完之後的下屆國會再說了。是不是有點「荒唐」？
也許，這也是大選之前的最後階段，「水門事件」沒有被國會擺上議事日程的原因之一。但是，當尼克松再任總統之際，也是新一屆參眾兩院的國會議員們到任之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國會議員由於是公眾推選出來的「專業」監督，因此，他們較之於一般的民眾更為敏感。
更何況，這一屆的參眾兩院，都由尼克松的對手黨，即民主黨，佔了多數議席。這在美國是十分常見的。美國人非常習慣於把行政和立法兩大分支，分別交給不同的政黨。這樣看上去更有利於政府結構平衡制約的原則，所以美國沒有歐洲國家的執政黨、在野黨的說法。三大分支的產生方式截然不同，這是分權制度的保證。沒有一個總統會願意麵對一個由反對黨占多數的國會。可是，這些席位全部一個一個地來自各州的選民，尼克松對於產生這樣的局面，完全無可奈何。
民主黨一直對尼克松總統與「水門事件」之間的關係疑慮重重。他們對於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搞的「水門把戲」，當然要一查到底。新的國會剛剛開張，參院的多數派領袖就寫信給參院的司法委員會，建議國會組成一個中立的調查組，調查競選中發生的不正常情況。至於眾議院的多數派領袖，始終相信共和黨在競選中的違法事件，其根子在尼克松，他一上來就對他的眾議院同事說，他們可以做彈劾總統的準備了。因為美國的憲法規定，只有眾議院有提出彈劾的權力。
與此同時，在司法方面，還有那二十三名普通華盛頓市民組成的大陪審團。為「水門事件」組織的秘密聽證仍在正常進行。越來越多的有關人員被傳到聽證會作證。
美國的證人在作證之前，都要一隻手按在《聖經》上，一隻手舉起來宣誓，發誓自己此後的作證說的都是實話。我曾經有很長時間裡，一直對這樣一個情節覺得挺好笑的，總想，這管什麼用啊。後來，漸漸發現，這樣的一個儀式確實有它的道理。
相信這種儀式是源於這個國家很深的基督教傳統，雖然美國一直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雖然來到法庭的信仰不同宗教的各色人等都有，但是，這個顯示敬畏上帝的基督教儀式卻一直延續了下來。各色人等的美國，也沒有人提出要取消這個儀式。它已經被抽去了宗教的色彩，卻把神聖和敬畏抽象出來。大家都接受這樣一個儀式，它已經自然地成為法律尊嚴的一部分了。大家也認同這樣一個契約，你在發了誓之後，就必須說實話，否則，就是犯了偽證罪，而偽證罪在美國的法律中屬於重罪。證人在法庭上如果出爾反爾，法官也可以判其藐視法庭罪。
你還記得嗎？我在去年給你講的辛普森案中，有一個在關鍵時刻被辛普森的律師揭露了證詞虛假的佛曼警官。最後在法庭上，放了他的一些錄音，是他在過去十年中，向一個女劇作家提供的有關洛杉磯警察的情況。他在錄音中談到大量後來經司法部調查判定是在吹牛的事。但是，這與「偽證」無關，因為這是他與女作家的私人談話，而不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說的謊，因此也沒人可以據此起訴他有「偽證罪」。
但是，佛曼仍然被以「偽證罪」起訴。其原因是他一開始在辛普森一案作證時，在法庭的「誓言之下」，宣稱自己在十年內沒有用過「黑鬼」一詞。當時，估計辛普森的律師已經掌握了他此言不實的證據，因此再三在法庭上要求佛曼確認他的這句證詞。他也信誓旦旦地確認了。
結果，就在那些當庭播放的錄音中，發現他幾十次使用該侮辱性字眼。此後在辛普森的那個案子里，他引用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拒絕回答一切問題，脫身而去。把他由於作偽證而給這個案子帶來的全部混亂，統統留給了狼狽不堪的檢察官。
但是，當辛普森案件已經審理結束後，佛曼還是由於「明明罵了人卻在法庭上發誓說沒罵」這樣一個問題，被迫走上被告席，成為一項重罪，即「偽證罪」的被告。最後，他的律師代表他以「不抗辯」交換較輕的判刑。法庭判他三年監督，以及不得再擔任警察職務。他之所以從一個別人案子里的證人，變成自己案子里的罪犯，就因為他有了一次「誓言之下」的謊言。
也就是說，在美國，一個人在任何地方撒謊，只牽涉一個道德問題。但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的謊言，不論這個謊言多麼輕微，它就是一個重罪的犯罪行為。當然按照常理，證人本身並不是被告，一個證人也應該不會擔心受到什麼法律處罰。但是如果一個證人不想站到被告席上去，也不想進大牢的話，那麼，當他手按著《聖經》發過誓之後，最好還是實話實說。所以，在美國法庭上，律師在向一個證人取得關鍵證詞的時候，常常在提出問題之前提醒證人，你的回答是在「誓言之下」的。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證人是不敢把這樣的提醒當作耳邊風的。
因此，越來越多的證人被傳到大陪審團面前，這對於尼克松絕對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你很難指望所有這些證人，都不考慮自己面臨的重罪罪名，而一味地為了保住自己的上司而當庭作偽證。事實上，已經不斷有人講出他們所知道的真相。例如，那名辭職的出納員，已經講出了交給李迪的非法活動經費的準確數目。同時，也講出了他的前上司、共和黨總統再選委員會副主席如何教他作偽證。線索已經在往上扯，之所以還沒扯到根子上，完全是因為那些已經坦白的人也對底細所知有限。
從尼克松這方面，「掩蓋」的工作卻變得越來越困難。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總統弄不到那麼多違法的「堵嘴錢」，國庫並不是總統的私人腰包。需要的錢必須是到處「化緣」而來，這樣，當前急需的錢，如這一批人的律師費、生活費都無法及時到位，更不用說下一步還需要大量的錢去安頓這些人的家庭等等。第一個問題解決得不好，「堵嘴錢」落實得不順利，自然馬上就帶來了「掩蓋」工作的第二個困難，就是很難堵住這麼多張嘴。
已經在調查局掌握之中的這些人，都得到過將會受到「照顧」的許諾。這些許諾包括律師費，一年幾萬美元的生活費，兩年之內得到大赦出獄等等。對於許諾是否會兌現，這些人本來就疑疑惑惑的。如果連審判之前的費用都不能及時到位，他們對於自己入獄之後的將來會有什麼安全感呢？被拋棄的感覺時時都會產生。因此，他們就像是一鍋往外冒的泡泡，幾乎是捂都捂不住。
這裡面，倒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