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吉登斯著《第三條道路》，兼論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問題
一．"粉紅色歐洲"引起的思考
冷戰後時代，由於受蘇東式社會主義名聲掃地的連累，也由於影響更為深遠的後工業時代發達國家社會結構與文化氛圍的變遷、藍領階層的萎縮、傳統工人運動的退潮、左派原有社會基礎的縮小等原因，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一度出現嚴重危機。各國社會黨（社民黨、工黨）、工會和左翼思想界在反思中進行了思想與價值取向、綱領及策略上的全面調整。社會黨國際中"社會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之爭和"紅綠聯盟"、英國的"新工黨理念"、所謂"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國家"的"荷蘭模式"的出現、波蘭的"社會民主主義還是人道的資本主義"之爭和社民黨解散重建為民主左聯黨、匈牙利和克羅埃西亞的"社會-自由執政聯盟"等等，都反映了這種新潮流。經過幾年調整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或曰左派政黨又在全歐洲範圍內崛起，無論西歐還是轉軌過程中的中東歐，"左派"或"中左"政府又紛紛出現。
"粉紅色"歐洲給全球思想界、包括中國思想界造成巨大影響，人們要問：它意味著資本主義最後勝利的"歷史終結論"宣告破產、新的"左派復興"已經到來，還是意味著"左派"已經繼失去它的社會基礎之後又失去了它的價值基礎，淪為一場競選技巧的展示或"專業化競選運動"，"這場運動利用了美國人開發的傳媒技術，成為一種傳媒導向型政治"，這種"設計師社會主義"更看重"個人形象、象徵舞台、聲音感染力和視覺效果"，而不在乎"爭論中的問題、論證方式、施政綱領及競選承諾"？在我們這裡，一些不求甚解的趨時者已經面臨尷尬：他們剛剛歡呼自由派的幻滅和"社會主義的復興"，很快卻在科索沃事件之類的示例中看到"粉紅色歐洲"遠比"白色歐洲"更熱心於普遍人權原則、"新左派"遠比"老右派"更堅持人道主義國際干預，偏愛價值外交的社會黨人也往往比偏愛利益外交的保守黨人更喜歡捍衛"世界性民主"，倒是更帶有商人氣味的後者只要能賺錢，往往不在乎同"極權主義"者做交易……。看來，我們這裡的"左派"與他們那裡的"左派"的距離，有時比這裡的"左派"與那裡的極右派（如法國的新納粹勒龐，米洛舍維奇罕有的西歐支持者之一）的距離都大。
那麼那裡的"新左派"到底什麼樣？有"新工黨理念"的教父、英國現任工黨政府首相布萊爾之精神導師之稱的當代歐洲著名新左派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去年的新著《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可以給我們一個清晰的輪廓。吉登斯現任著名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院長，在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領域寫過和編過30多本書，是現今歐洲知識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積极參与了90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大論戰，著有《超越左右派》、《現代性的後果》等書，而這本《第三條道路》堪稱這場論戰的總結性著作，代表了論戰中的主流聲音。
應當說，"第三條道路"已經是個被用濫了的名詞。早在20世紀初社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它就成為一些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滿的人、常常是比這兩者都更"右"的勢力的口號，20年代的法西斯運動就曾打過這面旗子，希特勒當年曾宣稱要搞一種超越於"盎格魯撒克遜式民主"和"蘇維埃民主"的"日耳曼民主"，這就是那種既不自由也無平等的"第三條道路"之例。而在40-5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本身曾被看作是介於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亦即美國式自由市場經濟和蘇式計畫經濟之間的"社會市場經濟"，或自由放任的"守夜人國家"與高度集權的"全能國家"之間的民主福利國家。50年代的社會黨國際曾高舉這面旗幟，而自6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綱領》基礎上進一步自由化以後，"第三條道路"便成了在福利國家道路上走得更遠的一些社會黨（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和歐洲共產黨人中的改革派（如捷克"布拉格之春"的理論家奧塔·錫克等"市場社會主義者"和西班牙、義大利等西方國家共產黨為代表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所爭奪的旗幟。一般說來，這兩者的立場都比社會黨國際的主流更"左"，而比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更自由化。因此，這個意義上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指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第三種社會主義"。
二．四元分析中的"主義"流變
而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則完全不同，它既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半社會主義"、也不是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第三種社會主義"，甚至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美國人所謂的保守主義）之間的一種選擇。那麼它是什麼呢？
確切地說，它實際上是社會民主主義與歐洲保守主義（即托利主義）之間的所謂"第三"選擇。以托利黨人和英國的迪斯累利、德國的俾斯麥為代表的這種歐洲保守主義是一種源自中世紀貴族傳統的、比平民自由主義更右的價值取向。美國革命基本消除了托利黨傳統的影響，如今作為古典自由主義代名詞的"美國保守主義"與托利主義毫不相干，但托利黨即後來的保守黨一直是英國的兩大黨之一而且經常執政，與托利黨類似的保守主義傳統也一直是歐洲政治的重要因素。反而是與托利黨對立的典型自由主義政黨輝格黨（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都源自這一支）即後來的自由黨在英國衰落了。
但作為政黨的自由黨雖然衰落，它所體現的自由主義傳統卻逐漸"同化"了其右邊的保守主義與左邊的社會主義，使得先是保守黨、後是工黨都出現了自由主義化進程。這種"自由主義組織缺乏生命力，自由主義價值極富生命力"的現象（不僅英國為然）很耐人尋味。但這且按下不表。這裡要說的是：保守黨與工黨的自由主義化，實際上就是兩黨都走上了"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可能使保守黨或工黨擺脫危機而獲得"復興"，然而這不是托利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復興"，而只是自由主義的發展。（儘管這不意味著自由黨的發展，相反，由於它的價值觀已經失去特色，它的主張已為左右兩大黨實現而使自己失去存在價值，它很可能進一步衰落）
換言之，這種所謂"第三條道路"並不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道路，而是社會主義與歐洲保守主義之間的道路，也就是兩者都自由主義化了。
工黨的自由主義化並不始自布萊爾與吉登斯，但布萊爾、吉登斯的"新工黨理念"的確使這一進程邁進了一大步。因此吉登斯這本書通常講的是"老左派與保守主義"之間的新工黨。但由於歷史上保守黨自由主義化先於工黨，以至於保守主義有時成為自由主義的同義詞，所以吉登斯有時也把自己的新論擺在"老左派與自由主義之間"。但必須指出，這裡所謂"之間"並不是等距的：
首先吉登斯明確指出這種選擇不是在國家干預與市場競爭兩者同陷困境的背景下、而是在前者單方失敗的背景下出現的，"隨著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計畫經濟管理理論的衰亡，左和右之間的主要分界線之一已經消失。……現在似乎再沒有人認為除了資本主義我們還有別的什麼選擇。剩下來的問題是，應當在什麼程度上以及以什麼方式來對資本主義進行管理和規治。"（46頁）
其次，在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的問題上吉登斯明確主張"新個人主義"，而不是新集體主義，也不是半集體主義半個人主義。（36-39頁）
第三，吉登斯指出自由主義的最大內在矛盾是個人主義、自由選擇和市場邏輯的反傳統性質或"不斷革命"性質與柏克、哈耶克強調傳統和連續性的保守主義傾向之間的緊張（6，16頁）。而吉登斯對此的主張是：在"家庭民主化"和"世界性民主"的基礎上淡化"傳統家庭"和"民族國家"，但在消解這些保守主義所維護的傳統價值的同時，他卻沒有提到要削減個人自由。（92-101，143-147頁）可見在個人自由與服從傳統這對二元緊張關係中，吉登斯明顯傾向於前者。換言之，他實際上傾向一種比保守主義更徹底的個人主義，亦即更徹底的自由主義！
因此吉登斯的主張實際上與其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毋寧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化。但從歷史上看，吉登斯這種立場說奇怪也不奇怪。正如書中提到的，（40-41頁）自由市場哲學在19世紀曾被視為左派觀點，而與右派的"托利黨父權制社會主義"或"普魯士式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相對立。以英國而論，從"光榮革命"直到19世紀末，政治上的兩黨對立都表現為托利黨（保守黨）與輝格黨（自由黨）的對立，亦即作為右派的保守主義和作為左派的自由主義的對立。只是到20世紀初，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才崛起而成為兩大黨之一，佔據了左派主流的位置，而使自由黨淪為衰落了的中間黨。換句話說，自由主義本來就是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中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