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弗蘭克：《重新面向東方》,兼論所謂「西方中心論」問題
A.G.弗蘭克的《重新面向東方：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1]（中譯本名為《白銀資本》[2]）一書最近在中國引起爭議。從形式上看這是一本經濟史著作，但弗蘭克本人並非職業經濟史專家，中國的爭議雙方也不是。這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以沙·柏林有所謂狐狸與刺蝟之說，按他的比喻，學問家是狐狸，思想家是刺蝟。這本書是一本典型的刺蝟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鋒芒明確、視野開闊，的確提出了針對兩方面的傳統觀點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張。不管是對自由主義的那套解釋，還是對左派的解釋，包括依附理論。這是本書的一個突出特點。
弗蘭克以前曾經提倡依附理論，但現在這本書與依附理論顯然大相徑庭。依附理論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認為第三世界的落後是西方剝削造成的，但本書則強調東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既然這樣，衰落的主要原因就很難歸咎於西方了。因此我不認為這本書的論點有利於所謂新左派，同時這本書當然是反駁了所謂現代性理論（據說自由主義是崇拜現代性的, 雖然這一點本身就有待證明），然而它主要不是說現代性不好，而是說現代性這個東西根本就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也就無所謂批判。因此也很難說這本書就不利於「自由主義」。於是這本書雖是刺蝟之作，卻很難說到底刺了誰，它雖然思想新異，但很難說對當今各種思想對峙的格局能有什麼影響。它在今日國內居然成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前沿，實在是件古怪的事。
因此我以為對這本書最好是先把刺蝟當作狐狸評，從經濟史的角度看看它說的是不是那麼回事，然後再考慮它的思想價值。
一
但從經濟史專業角度講，本書是缺乏說服力的。徐友漁與劉禾在本書資料是否紮實的問題上爭論很大，其實關鍵問題不在這裡。從考證的角度講，專業漢學家之外談論中國的西方人，包括從馬克思、韋伯到布羅代爾這些大家，都不免粗疏的。像布羅代爾的書，談歐洲自然很有功力，一涉及中國，常識性問題一大堆，大至「中國人口增減節奏與西方類同」這樣的判斷，小至把甘肅而非新疆稱為「中國的突厥斯坦」、以及說華北農民用鋤頭而不用鐮刀來收割小麥等等[3]。這些都不奇怪，何況弗蘭克這樣一個非專業學者。劉禾說他在資料上下過很大功夫，這是可以相信的。問題在於弗蘭克動用大量資料證明的只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中國在1400—1800年間的對外貿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銀作為貿易順差流入中國。但是弗蘭克從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事實中推出了一個獨創性的新穎結論，即中國是當時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而這個推論恰恰既沒有什麼實證基礎也沒有邏輯依據。鴉片之禍以前中國有大量外銀流入，中外學界不僅早有專家論及（如民國時期就寫成的彭信威《中國貨幣史》），而且我們的中學課本就一直以此來反襯西人輸入鴉片之害。但在弗蘭克之前的確誰也沒想到以此證明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心」而西方只是「邊緣」地區。
評論界早有人指出這種以外貿盈餘來證明經濟發達的「貿易主義」是弗蘭克此書的一大硬傷。所以說是硬傷，蓋因其不是個資料多少的問題，而是個不合邏輯的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現在就是世界外貿順差最大的國家之一（僅次於日本），而美國則是世界頭號外貿逆差國。這能說明我國如今是「世界經濟中心」而美國則是比非洲還要慘的最「邊緣」之地么？
如果延伸到中國歷史，問題就更大了。在中國古代外貿史上，外幣與貴金屬的流入主要在明清。而我們以往引以為榮的秦漢唐宋輝煌文明都是本國貨幣（包括貴金屬）流出時期，亦即外貿（如果可以把那時的各種中外經濟來往形式都稱為「外貿」的話）大量逆差的時期。
在流通黃金的漢代，中國的對外貿易就是長期逆差，黃金是比絲綢更重要的對外支付手段。[4]今人把當時的中外商道稱為「絲綢之路」，實際上史籍中漢的輸出通常都是黃金與絹帛並列，而以黃金居首。如《漢書·張騫傳》：「齎金幣帛直數十巨萬」；《漢書·地理志》：「齎黃金雜繒而往」；《鹽鐵論·力耕篇》：「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等等。當時在西北陸上「絲路」以黃金易「宛馬」[5]、在西南海上「絲路」以黃金易珠寶琉璃[6]的貿易極為活躍。而由於漢的貨幣經濟更為發達，漢方用作通貨支付的黃金在對方往往被視為一般商品：「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錢，……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7]顯然，在這裡如果有什麼「經濟體系」的話，其「中心」只能是貿易逆差的漢帝國，而不是「順差」的對方。
唐宋時期中國的貿易逆差就更為明顯，這個時期中國貴金屬的極度稀缺據說就與此有關。貴金屬之外，當時中國一般通貨的大量外流更蔚為大觀，從「開元通寶」到宋代制錢，都曾廣行於周邊地區，幾成「國際通貨」，有似今日美國以美元支付逆差的結果。所謂「兩蕃南海貿易，（錢幣）有去無還」[8]；「北界（契丹）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矣」[9]；「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10]；「金銀銅錢之類，皆以充斥外國」[11]；「泉州商人……載銅錢十餘萬緡出洋」[12]；等等、等等。有趣的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是中國經濟越繁榮，通貨輸出越明顯，而在經濟衰敗時期便會出現通貨迴流。如宋金對峙時代南宋錢幣長期北流入金，但到南宋末的最後數十年間，卻出現了錢幣迴流現象[13]。
實際上，農業時代世界史中相對發達地區貿易是逆差、通貨純流出的現象是大量的，相反的事例反而較少。在漢帝國黃金流向西域的同時，羅馬帝國的黃金也在向東流。早在共和晚期，為了與東方的交易等用途而流出的黃金便多得據說「可與19世紀加利福尼亞大淘金相比」，以至於引起金荒，一度使羅馬元老院下令實行黃金出口管制。[14]帝國時代與東方的奢侈品貿易耗費的金銀更多，據普林尼記載，當時流向東方的金銀總值達到每年一億塞斯退斯之多。[15]而當時作為羅馬最大富豪之一的普林尼全部年收入為一百萬塞斯退斯，一所科路美拉式莊園初始地價才7000 塞斯退斯，房價最貴的義大利地區60%的建築價格都在2—20萬塞斯退斯之間。[16]相比之下每年一億的外貿逆差實足驚人。西亞、中亞和印度這片地區成了吸納羅馬和秦漢這東西兩大文明中心流出之貴金屬的貿易大「順差」地區，而穆罕默德之前六個世紀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也是普林尼所說吸納羅馬黃金的主要地區之一。這難道可以證明這裡當時的經濟是世界第一，而羅馬與秦漢兩大帝國反而是「邊緣」么？
在弗蘭克此書論述的16—18世紀，西歐不僅對印度、中國的貿易是逆差，對世界其餘地區例如東歐、俄羅斯的貿易也是如此。用布羅代爾的話說：
（西歐）貴金屬也經由波羅的海流向東歐。這些落後國家為西方提供小麥、木材、 黑麥、魚、皮革、毛皮，但很少購買西方的商品。實際上是西方逐漸促成這些國家的貨幣流通。16世紀與（俄羅斯）納爾瓦的貿易便是一例，……1553年英國人在（俄羅斯）白海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開創的貿易是又一個例子。18世紀聖彼得堡的貿易也屬於這種情況。必須注入外國貨幣，才能指望俄國輸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蘭人執意用紡織品、布料和鯡魚支付貨款，結果他們失去了在俄國的優先地位。[17]
眾所周知，這個時期正是俄國彼得大帝大力倡導西化改革之時，而按弗蘭克書中的邏輯，俄國向西方大量輸出「但很少購買西方的商品」便證明它比西方先進很多，那彼得一世就可以說是「龍王」學習「乞丐」的曠古未聞之大傻帽、是使國家由「先進」變落後、由「中心」淪為「邊緣」的歷史大罪人了。
同樣按這個邏輯，明清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因此她是世界第一。那麼我們怎麼評價秦漢唐宋?那可是大量通貨流出中國的時代，是大量外國商品傳入中國的時代，是「貿易」大量逆差的時代。如果用這種尺度評價，那兩千多年中華帝國歷史的大部分便成了大衰落的時代，一無可取的時代，龜縮於「世界體系之邊緣」的時代，只有到了明清間的這幾百年，才曇花一現，忽然崛起為「全球經濟中心」，爾後又莫名其妙地忽然衰落。[18]同樣根據這種尺度，全部產生於明以前的中國四大發明，以及恰恰出現在弗蘭克講的西方「邊緣」時代的產業革命前後科學技術的諸多突破都不知有何意義，而處於「世界體系中心」地位的明清王朝（也許還有明以前的西方中世紀？）又不知為什麼在技術、制度與文化上都找不到什麼突破——這樣的邏輯能讓人信服么？
應當看到，近年來在「重新發現東方」的時髦中經濟史學界除了「貿易主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