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無論如何，馬克思、恩格斯從未設想過在和平時期作為正常政權無產階級可以用「專政」來進行統治。甚至列寧實際上也明白這一點，他早年曾明確地說：如果無產階級能夠得到農民的支持，「那就用不著說『專政』了，因為那時完全能夠保證我們獲得絕大多數，以至專政大可不必要了」。[18]因此毫不奇怪，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曾強烈抨擊民粹派的「人民專制」（注意：不是「專政」）理論，並強調憲政「不僅是」資產階級的「工具」，而且也是無產階級的「工具」。他們還明確指出：「『自由主義者所忙於爭取的』『抽象權利』正是人民發展所必須的條件」。[19]在馬、恩時代，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意味著用無產階級的暴力來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從不意味著用「無產階級的」暴力對付「資產階級」民主。馬克思原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後國家即消亡，後來雖然提出革命後的過渡時期仍要有國家，但那是個職能遠比「資產階級國家」弱化的、消亡中的「半國家」。而到德國開放黨禁、社會民主黨合法化後，恩格斯便主張走議會道路，由此導致了今日的社會民主主義。當時像俄國這樣的國家裡，「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同義詞，而「社會主義」一詞常指民粹主義。若要指馬克思主義的話就得講明是「西歐式的社會主義」。[20]
那時民粹主義是主張革命暴力與「人民專制」的，而社會民主黨則主張政治自由與議會民主，後者不但抨擊那種「反對政治自由（據說這會使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裡）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觀點」[21]，還與自由派結成反民粹派的聯盟。在經濟上，民粹派主張村社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而社會民主派則主張個人自由與市場競爭，普列漢諾夫的名言是：「俄國人民就這樣分成了兩個階級：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22]只有把「個人」從強制性的「剝削者公社」中解放出來後，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才談得上走向自由人聯合體。
但1905-1907年俄國社會民主派與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政治運動被鎮壓，隨即出現了為維護權貴利益以暴力手段摧毀傳統公社、強行「化公為私」的斯托雷平改革。在當局強制推行「不公正的偽競爭」的刺激下，社會下層迸發了「反競爭的偽公正」衝動。傳統公社的復興成為民心所向，民粹派迅速復甦並成為反對派運動的主流。而主張公平競爭的社會民主派與自由派則被夾在中間陷於空前尷尬。除了部分書生堅持原來理念而被擠出現實生活、成為書齋里的反對派以外，有政治頭腦的人不得不重作角色定位。許多自由主義者放棄了起點平等與民主原則而認同「不公正的偽競爭」，為權貴資本主義辯護，一步步走向寡頭主義。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則放棄了個人權利與自由原則而認同「反競爭的偽公正」，向「人民專制」轉變，一步步走向民粹主義乃至超民粹主義，並與歐洲正統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主流宣告決裂。[23]這種超民粹主義化的社會民主派即列寧主義，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不僅全盤接受並強化了他過去曾猛烈抨擊的「反對政治自由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觀點」，而且把馬克思設想的過渡性的「半國家」變成了利維坦式的「超國家」，要求實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專政，把馬、恩設想用以對付資產階級暴力鎮壓的手段變成了對付「資產階級」（及一切異己勢力）民主、對付政治自由的手段。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布哈林的「無產階級超經濟強制」說與斯米爾諾夫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把「專政」從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改造乃至經濟建設領域。與此同時，1918年黨也改了名，去掉了「社會民主黨」的稱呼，從此走上了與「歐洲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決裂直至視後者為「最危險的敵人」的道路。俄國人就此步步走向了「古拉格群島」。
而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系中儘管也有烏托邦成分，但並沒有由此產生對社會的強制。儘管哈耶克、米塞斯等人把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在內的任何「社會主義」都視為「通往奴役之路」。但誰都知道，社會黨執政的許多西方國家沒有哪個走上了這條道路。相反，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二元格局如今已成為「自由秩序」的通行模式。 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而非強制，不僅原初的馬克思主義絕非「強制主義」，就是從發展的方向看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走向以政治自由為基礎的社會民主，而不是走向「人民專制」，對於代表後一傾向的民粹派，如果說馬克思還表示了謹慎的保留，那麼恩格斯則是堅決拒斥的。後來東方國家出現的強制社會，除了自有其本國傳統（如俄國的民粹派）根源外，就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些國家後來的演變而言，也與其說是與「理性的自負」有關，不如說與「不公正的偽競爭」關係更大。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超民粹主義化是在斯托雷平時代完成的，可以說沒有斯托雷平體制，就不會有「列寧主義」。今天對此進行反思決不僅僅是「左派」的事。今日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固然要拒絕「反競爭的偽公正」，與民粹主義劃清界限，而今日的自由主義者也要拒絕「不公正的偽競爭」，與寡頭主義劃清界限。為了避免悲劇的重演，認識「理性的局限」、防止「致命的自負」固然很重要，但在進入市場經濟時切實保障競爭的公平、盡量做到機會的均等則更為重要。
五、社會民主黨模式與民意黨模式
在談到「強制」問題時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黨建」問題。我們曾指出，有「烏托邦」而無強制，則烏托邦也是有益而無害的。這一看法落實到「主義者」的活動方式上就是：有「極左」理論而無幫會式組織，則這些理論作為多元中之一元也會有益無害。現代政黨是公民社會中建立在「主義認同」乃至利益認同基礎上的公民政治組織，它與傳統社會中那種人身依附式的以對個人或「組織」的「忠誠」及鐵腕紀律為紐帶的會黨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傳統專制社會中現代政黨無法活動，因此具有現代思想的人們往往不能不以傳統方式組織起來。這種現象不僅社會主義為然，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民主派當年組黨時也帶有會黨色彩。在馬克思主義形成時，自由民主即使在歐洲也未成氣候，傳統專制社會中的政治組織方式不可能不影響社會主義運動。但應當說，馬、恩是力圖使運動擺脫幫會傳統而採取公民政治與現代政黨形式的。
在馬、恩加入前，四季社與正義者同盟都是以紀律為紐帶的幫會式組織，馬、恩加入並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後，開始具有以思想為紐帶的公民政黨性質。馬、恩起草的盟章規定要消除秘密團體的宗派性與密謀性的一切特徵；任何密謀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強調革命是一種不以單個政黨單個階級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運動，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因而黨的任務是宣傳思想團結工人，而不是策劃革命。按馬、恩要求，簡化入盟儀式，取消效忠宣誓，變原來密謀組織的集中製為黨內民主制，不設領袖而只設選舉產生並隨時可罷免的各級委員會。盟員以思想原則而不是以個人為準繩。
這一時期原有幫會傾向與現代政黨傾向的鬥爭突出表現在允許黨內有派、求同存異的問題上。1850年盟內出現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分歧後，馬、恩主持的多數派並沒有以「多」壓「少」，而是主張兩派各自建立倫敦區部，並把同盟中央由倫敦遷至科倫以示超脫，倫敦的兩個區部互不統屬而只與科倫中央委員會聯繫。然而，原正義者同盟傳統領袖沙佩爾和維利希等主持的少數派卻拒絕了這一「一黨兩派求同存異」的方案，他們以策劃「革命」需要集中領導為由，由該派倫敦區部召開大會開除了多數派，另立中央委員會，不承認「調和的」科倫盟中央。這場馬、恩與所謂「沙佩爾—維利希冒險主義集團」的鬥爭以沙佩爾受挫後與馬克思言歸於好而結束。[24]它確立了此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多元化傳統，承認黨內有派、自由討論，不以組織措施解決政見認同問題——這些現代政黨——公民政治組織的特徵一直保留到現在的社會黨國際中。
1864年成立的第一國際是一個政治俱樂部式的聯合組織，其各個支部可以有公開的派別綱領，如里昂支部屬巴枯寧派、洛桑支部屬蒲魯東派等，國際只禁止陰謀性的秘密宗派（後來開除巴枯寧即以此理由）而不禁止公開的不同政見派別。1889年成立的第二國際，其各成員黨都是按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建立的，現代公民政黨的特徵更為明顯。1871年的巴黎公社更是個「多黨制」政權，蒲魯東派、布朗基派與新雅各賓派都有公開組織的俱樂部（雛形政黨）在各種公社機構中活動。
除「黨內有派」外，「政教分離」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又一傳統。馬克思在第一國際、恩格斯在第二國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都處于思想領袖地位，但並沒有特殊的組織權力，更無權隨意排斥不同政見者。而這些組織的日常黨務工作負責人（如第一國際主席奧哲爾、書記克里默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等人）被視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