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良知」與「頭腦」的雙重困惑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徘徊」，150年前馬、恩以這一詼諧的起筆成就了一篇鴻文，開始了一個時代。
到本世紀20年代，據說是克列蒙梭說過：「一個人如果30歲以前不是社會主義者，他的良知就有問題；如果到30歲以後還是社會主義者，他的頭腦就有問題。」看來此時在克列蒙梭心目中，社會主義的道義感召力仍然強大，然而其理性說服力已經出了問題。但在此前，多少人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與其說是著迷於它的道義力量，不如說首先是嘆服於它的智慧力量。布哈林曾回憶說，他早年信仰馬克思主義與其說是因為它「崇高和美好」，不如說首先是馬克思著作「異乎尋常的邏輯嚴整性」征服了他[1]。維特伯爵，這個沙俄總理大臣，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個貴族，一個過了30歲而頭腦絕無問題的精明改革家，也在日記中寫道：馬克思以「數學般精確無疑的論證」使他確信未來的世界屬於社會主義，只是他認為俄國目前還太落後，所以還需要沙皇陛下的治理……[2]。
然而80年後，波蘭前統一工人黨末代首領拉科夫斯基親手刪掉了改建的社會民主黨宣言20條所有的「馬克思」字樣，他感嘆道：西德的勃蘭特天天講社會主義，而我們如今迴避這個詞就像迴避瘟疫一樣……。克列蒙梭若生逢其時而讀過《古拉格群島》，他還會說社會主義的「良知」沒有問題只是「頭腦」不夠么？
古今中外，許多宗教以其悲天憫人的終極關懷贏得了無數信眾，而牛頓、達爾文的科學又以其縝密的理性思維傾倒了無數智者。但同時具有宗教般的道義權威與科學般的理性權威雙重魅力的，除馬克思主義再無其二。然而百年過去，在這世界的許多地方（如前述的波蘭），同時在道義上與理性上都陷入極度自卑的，好象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了。在本世紀初，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影響之大，恰如世界上沒有基督教千年王國而基督的信仰者卻滿天下一樣，在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宣傳馬、恩自不待言，民粹主義者搶先譯出《資本論》，自由主義者打出「合法馬克思主義」旗號，就連沙皇的總管維特也在日記中（要知道日記是心裡話而不是給人看的）對馬克思敬仰有加。而在20年代的中國，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蔣介石要加入第三國際，國民黨的筆杆子陶希聖之類滿口的唯物史觀，多數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也在經濟上認同社會主義……然而到了世紀末一切都倒過來了。當年馬克思說過，社會主義的勝利使得它的敵人也扮裝成社會主義者。而今，則是社會主義失敗使得它的信徒也扮裝成非社會主義者了，在大潮的衝擊下，國家易幟黨改名，「連累」所及，西德社民黨也宣布把「民主社會主義」提法改成「社會民主主義」以避嫌，而波蘭社民黨乾脆只講「人道的資本主義」而不講「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黨國際發表聲明，對「前共產黨」一窩蜂地向自己認同表示懷疑，而這個國際的內部則有人倡「社會自由主義」之說，因為「民主社會主義」也臭了……。以致於有人說，當今只有教皇還敢講同情社會主義的話而不被斥為可恥之言。
於是有人寫出《歷史的終結》一書，宣稱資本主義已經最終獲勝。幾年過後，人們發現這位先生錯了。東歐轉軌不順利，導致了「左派復興」。多米諾骨牌沒有繼續倒下，而東亞的資本主義卻發生了多米諾式的金融災難。龐大而富強的民主世界奈何不了幾個孤立而倔強的獨裁者，連年饑荒的、屢戰屢敗的和美國鼻子底下的，一個個令人難以置信地轉危為安，就連那個半世紀以來連國內一批鴉片販子的割據都收拾不了的東南亞唯一軍人政權，卻能以一個「最窮國」而對抗住了整個「民主世界」的制裁，並使其眾多富裕的鄰居們一個個爭相巴結自己！與此同時，冷戰後的世界秩序沒有著落，「現代性危機」仍在深化，一系列「全球性問題」使人一籌莫展——於是乎一些人又樂觀起來，高呼社會主義復興了！
然而且慢，要知道今日世界上與「資本主義」為敵的並不就是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能為中世紀的垂而不死歡呼雀躍么？當那屠殺了幾十萬共產黨人的蘇哈托先生「頂住了西方人權的壓力」時，我們為之鼓掌叫好，這究竟是社會主義的生機呢，還是社會主義的悲哀？當蘇東劇變時有人曾清醒地指出：社會主義的失敗並不等於資本主義的勝利，那麼今天我們更應清醒地看到：資本主義的麻煩不等於社會主義的復興，比資本主義更骯髒的現象之存在更不值得社會主義者高興。實際上政治的多米諾骨牌雖可以被國界所擋住，價值上的多米諾骨牌卻仍在倒下，我們過去自稱擁有「最高形式」的民主而嘲笑西方民主的虛假，如今卻在說：民主只能循序漸進，「民主不能當飯吃」，我們是窮國，不能享用「發達國家的人權標準」。我們過去自稱雖不富裕但社會主義保障了基本福利。如今卻在說西方福利社會那一套我們搞不起。我們過去說社會主義講平等而資本主義等級懸殊，如今卻在用「東歐的前部長看大門」來描述「資本主義復辟」的可怕。我們過去自誇工人階級是主人翁，而如今「有商會而無工會」卻成了我們招徠外資的一張王牌，並公然宣傳外商要求設立黨支部以便管束工人。我們過去講「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如今卻把反制裁的寶全押在見利忘義的大資本家身上，而把西方的工會視為頭號敵人。這與當年西方制裁蘇聯而英國工人罷工援蘇真是愰若隔世！我們如今越來越依靠「亞洲價值」、「文化傳統」、「特殊國情」和民族主義、而不是靠「社會主義優越性」來響應西方的挑戰。我們如今的許多「反和平演變」文字與《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和風格已判若宵壤，卻與當年蔣介石先生用「一黨一主義一領袖」之論來對抗自由民主的「西方瘟疫」，不僅思想類同，連行文也近似，以致有人調侃說只要把《中國之命運》書中的黨、主義、領袖之名一改，就立即可以獲得「五個一工程」大獎！——一句話，當今世界的歷史並未終結，資本主義並未勝利，然而社會主義在「良知」與「頭腦」上的雙重尷尬更未緩解。對於真誠信仰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僅在「主義」的旗號下謀私）的人來說，無論道義上還是理性上，最嚴峻的時刻還尚未到來。
面對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轉向民主資本主義，就是轉向專制資本主義的大潮，有些人自我解嘲似地宣稱，社會主義雖然在社會主義國家失敗了，卻在資本主義世界勝利了。如今西方的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城鄉一體和資本社會化，不都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鬥爭的成果嗎？此說其實並不怎麼能自慰；正如日本學者鹽川申明指出，所謂社會主義似乎不是為了實際搞社會主義的國家謀幸福，而是為了其它國家謀幸福，這頗有點諷刺意味[3]。然而還不僅如此，只要直面現實就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世界，福利制度的實現也並不見得與工人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有聯繫。有人指出歐洲福利國家是保守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產物，福利制度的首創者如德國的俾斯麥、英國的迪斯累利都是比自由資本主義更右的貴族國家主義者，而不是更左的社會改良主義者[4]。德國的福利制度建立於工運弱小的容克專制時代，而不是社會民主黨與工會強大的時代，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運動，但福利（儘管與西歐相比類型不同）制度的水平並不低。[5]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資本與勞動的談判優勢由市場供求決定。現代化初期資本稀缺而勞動過剩，勞動者只好接受不利條件，而後來資本積累導致過剩，勞動相對稀缺，工人當然就有談判實力要求福利了。因此福利制度與社會主義運動無關。我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但老實說要駁倒此論還須大量的實證功夫，目前人們還做不到。
二、自由悖論與人的創世紀
那末，在《宣言》150年後，「共產主義幽靈」徘徊了一個半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的復興希望何寄呢？成千萬人為之拋頭灑血的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運動，難道只是南柯一夢么？ 要知道社會主義並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我前面說過，它是古今中外人類史上唯一同時具有如此大的道義力量與邏輯力量、同時具有德性魅力與理性魅力、同時吸引了如此眾多的賢者與智者為之奮鬥、同時迎合了人類愛善求美的良知與愛智求真的頭腦的運動。在它的史詩年代裡，它融宗教的信仰與科學的追求於一爐，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動員力。因此我們不能不說，廣義的社會主義具有一種人性的根基，它既不是某種民族文化所獨有，也不是某個「社會發展階段」所獨具，當然更不是以某個人某本書作出的預言能否應驗來決定其生命力的。 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起源於「理性的自負」，我後面要講到，作為狹義社會主義（近代社會主義）起源的解釋，他的這一結論是可商榷的。但作為對廣義社會主義的解釋，他講的有道理。其實也可以說，社會主義同樣源於「德性的自負」。德性與理性其實都是人類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