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建「新鋼城」
位於波蘭東南部的該國第三大城市克拉科夫是座風景如畫的歷史古都。它在10世紀成為波蘭主教區首府，1320年矮子弗瓦迪斯瓦夫統一波蘭後即定都於此，直至1609年西格蒙德三世遷都華沙為止，它作為古老的波蘭王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歷時達300餘年。城內古堡巍然，教堂林立，13世紀的雷涅克格羅尼廣場、故宮瓦維爾堡與古老的聖瑪利亞大教堂，遊人如織，而1364年建校的中歐最古老大學——雅蓋隆大學至今仍是波蘭學術中心之一。
然而自50年代起，克拉科夫作為古都、文化名城的名聲，已經被它作為工業重鎮、東歐「四大鋼都」之一的地位所掩蓋。古城東郊崛起了龐大的「列寧冶金聯合企業」和以它為中心的諾瓦胡塔（波語「新鋼城」）新城。它是波蘭最有影響的特大型國有企業之一，在70年代末年產鋼最高達680萬噸，僱員達4萬人，它擁有從煉焦化工、燒結、鍊鋼、冷軋、熱軋直到熱電中心等設備在內的全流程冶金生產系統，為它服務的諾瓦胡塔社區人口達25萬人，占克拉科夫近百萬人口的1/4。70年代時，它不僅是波蘭最大的冶金基地，而且在東歐四大鋼都（克拉科夫與捷克的俄斯特拉法、羅馬尼亞的加拉茨與匈牙利的米什科爾茨）中也居前列。70年代後期波蘭開始建設規模更大的卡托維茲鋼鐵基地，但該項目後來成了「鬍子工程」，直到「劇變」時尚未全部完成，所以克拉科夫冶金聯合企業在波蘭的鋼都地位並未動搖。
從某種意義上說，諾瓦胡塔是波蘭現代工業的象徵，同時也是計畫經濟舊體制的典型。進入90年代後，它成了經濟轉軌中最令人頭痛的「大型國企困境」的一個縮影。面臨著技術過時、市場萎縮、產量下降、虧損劇增的嚴峻形勢，經受著體制轉軌和「夕陽產業」重建的雙重震蕩，諾瓦胡塔在慢性積弊與急性「休克」的夾擊下一時處境艱難。
但在當局、職工和專家的共同努力下經過五年改革，諾瓦胡塔成功地「脫胎換骨」：粗放式生產的「列寧冶金聯合企業」如今已變成精幹型的新一代經濟實體「森吉米拉冶金公司」，進入了發達國家當代鋼鐵產業的主流。在體制上，該企業基本完成了波蘭人所說的「私有化」（即產權明晰化），在技術上它也實現了更新換代，初步達到了「重建新鋼城」的目標。
諾瓦胡塔案例不僅為「前計畫經濟國家」解決轉軌中最為艱難的大型國企問題提供了經驗，尤其為像波蘭這樣一個工會力量強大的國家提供了工人參與改革的成功典型。儘管如今的諾瓦胡塔仍然面臨許多問題，但她給人們以啟示：「權貴私有化」的原始積累道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新鋼城」老了
以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變革前的諾瓦胡塔似乎還應當算是相當先進的鋼鐵企業：它在70年代末達到的4萬僱員年產鋼680萬噸的水平，恰恰與我國80年代末最先進的冶金企業上海寶鋼幾乎相同。但以歐洲市場的眼光看，這卻是一個典型的「低效」、「績差」企業，到80年代後期，它的「架子雖然沒有倒，內蠹卻已盡上來了」。舊體制的長期束縛已使她危機重重：
首先，舊體制下的諾瓦胡塔沒能趕上新技術革命這班車，它與歐洲西部同行的距離拉大了。70-80年代是鋼鐵工業「全球重建」的年代，正如冶金經濟學家R.哈德遜所說，現在仍把鋼鐵業看成「煙囪工業」已成為一個錯誤。 [1] 經過60年代的吹氧鍊鋼、70年代的連鑄技術與80年代電腦與自動化控制的廣泛運用，這鋼鐵業的「三大革命」，已使大型鋼廠的概念根本改變。而更重要的是隨著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對鋼鐵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從數量轉移到質量、品種方面，因而西歐鋼鐵生產的主流已從生產大路貨的「胖子」鋼廠變成了小型、電爐化、以小批量多規格專用化特殊鋼及其制材為方向的「瘦子」鋼廠與「迷你鋼廠」。這一切導致70年代中期以來，粗鋼生產在西歐與北美都顯著下降，而在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則大幅增長。到80年代中期，世界市場上30%的鋼鐵出口能力已經轉移到原先的非產鋼或鋼鐵凈進口國家。由於技術改進導致的成本降低（僅連鑄技術就可使噸鋼成本減少20英鎊），由於大量消費原鋼的傳統工業部門逐漸沒落而導致需求減少，也由於第三世界廉價鋼的競爭和西方保護主義出口補貼政策的影響，使1989-1992年間歐洲市場鋼鐵價格平均下跌達30%，大型鋼廠在嚴峻的競爭形勢下不得不在更專更精的標準化、質量控制、提高設備利用率與降低生產成本中找出路。低附加值鋼產品的過剩日趨嚴重，使得西歐各國不得不對鋼鐵業實行國家干預下的產業大調整，直至在歐共體一級實行跨國干預。80年代起，歐共體便為各國各大公司規定了產量限額，向超限生產者課徵重稅並與國家削減生產能力的總指標掛鉤。
與此同時，1974年以來歐洲範圍內大型鋼廠由「胖」而「瘦」的「迷你化」改造已成趨勢。在低附加值鋼產品降價限產的背景下，高價值特種鋼產品在質量品種服務方面的競爭也日趨激烈，只生產大路貨的企業已無法生存。而鋼廠「迷你化」不僅意味著技術改造、設備更新和因此而來的大規模再投資，也意味著生產組織模式的變革與管理革命，從注重產量的「福特式」生產到注重靈活性的「後福特主義」生產。只是這場鋼鐵業中的「後福特主義革命」似乎不像我們國內一些論述所描繪的那樣充滿著「經濟民主」的玫瑰色彩，恰恰相反，鋼鐵業的「迷你化」伴隨著成片的老廠倒閉、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消失，以傳統鋼鐵業為支柱的那些地區也陷於經濟蕭條狀態。正如哈德遜所說：在這一過程中「老工業區」與其說變成了「新工業區」，不如說是變成了置身於時代潮流之外的「邊緣化地區」，其居民日益成為多餘的與邊緣化的人群，成為依靠國家的援助而生存的「過剩」人口的一部分。 [2]
西歐鋼鐵業在沒有經受體制轉軌衝擊的情況下，尚且為行業本身的結構性調整與「後福特主義革命」付出了如此的代價，承受體制危機與行業危機雙重重負、面臨經濟制度轉軌與生產組織模式「後福特化」轉軌雙重挑戰的諾瓦胡塔人，身處形勢之嚴峻就可想而知了。
由於體制的阻隔，波蘭鋼鐵業長期在經互會「大家庭」內分工的框架下生存，與國際鋼鐵業20年來的發展潮流相隔絕，從東方市場到西方市場的轉向談何容易，而1990年開始的「休克療法」又給鋼城造成了劇烈的「陣痛」。「休克」期間整個經濟活動水平下降，而鋼鐵工業的滑坡則更嚴重。由於主要的鋼鐵消費部門，如重型機器設備、工業基本建設及國防等大工業的萎縮，波蘭鋼鐵銷售大滑坡，其下降幅度比整個工業產出水平的下降更厲害。
劇變前的波蘭鋼鐵工業設備陳舊，單位能耗及原材料損耗高，效率低下，生鐵含雜質高，鋼材大路貨多，商業信譽問題嚴重（常常不能如期交貨），且布點分散，多數小廠效益很差，而污染卻很嚴重。與西歐同行相比，唯一的重要優勢是因工資低而形成的價格競爭力。因此劇變前後，曾有人設想東西歐鋼鐵業可以在各自「揚長避短」的基礎上實現互補性分工：東歐以粗鋼和低值鋼材佔領西歐市場，而西歐則以多品種小批量的優、特鋼材滿足東歐需求。但這種設想不但與東歐人不甘落後、不願長期只扮演粗鋼供應者角色的願望相違，而且遇到了西歐貿易保護主義的嚴重阻礙——為了保護其民族鋼鐵工業，東歐的鋼鐵廠更多地被西歐看作是威脅而不是投資機會。東歐粗鋼的「傾銷」很快引起了歐共體的抵制，1992年訂立的《歐共體與中東歐國家經濟合作協定》，在推動東西歐開放貿易的同時，卻把鋼鐵業作為「敏感領域」而劃為例外，並大談出口限額與反傾銷義務。
內有市場疲軟、外有市場壁壘，「體制病」與「行業病」並發，慢性積弊與急性「休克」夾擊，諾瓦胡塔的上空一時陰雲籠罩，煙囪里排出的煙霧少了，人們心頭的迷霧卻越發濃厚。1991年筆者訪問克拉科夫時聽到一位鋼城幹部嘆道：「新鋼城已經老了！」 工業結構調整不僅僅是開放市場，東歐的社會轉型和老工業基地的結構轉型的疊加的過渡現象，在經濟史上是少有的，沒有什麼可借鑒的經驗，必須靠自己趟出一條路子來。
三、「新鋼城」復興方案之爭
在「休克療法」時期，波蘭的政府、工會和社會輿論都進行著沒完沒了的經濟問題討論，調整鋼鐵業的WHW（生產什麼What、如何How生產、在哪裡Where生產）問題也是討論的對象。面對嚴峻的形勢，波蘭鋼鐵業當局首先著手解決布點分散的問題。1989年，波蘭的1700多萬噸鋼分由20個鋼鐵廠生產，其中許多仍沿用50年代的平爐鍊鋼。1991-1993年間，絕大多數平爐被關閉，波蘭鋼鐵生產被集中在三大基地——卡托維茲、克拉科夫與華沙。
克拉科夫的諾瓦胡塔於1991年由「列寧鋼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