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俄羅斯正相反。它從「大眾私有化」轉向發展金融工業集團的過程，同時就是從「世界主義」轉向民族主義與俄國利益至上的過程。用國家權力把重點金融企業與重點工業企業結合成「巨無霸」式的集團以抗衡外資、防止「國民經濟非洲化」，是公開宣布的理由。正如葉利欽在1997年獨聯體國家首腦會議上說的：前蘇聯各國如今只有兩個選擇：要麽建立跨國金融工業集團，在新的市場基礎上恢複過去存在的統一經濟空間，要麽就只能成為西方的原料附庸國。 [10] 這時，俄政府已經先後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喬治亞、拉脫維亞與吉爾吉斯等國簽約，組建了6個跨國或多國金融工業集團。並在莫斯科召開「建立和發展跨國金融工業集團的經驗與問題」國際研討會，後來又提出要建立40個這樣的集團，並使其運轉。
正因為當局宣布組建金融工業集團的目的是為了形成俄國自己的經濟巨人以抗衡西方，因此以這種方式搞的國有資產改制既不向外資開放，也不面向分散的民間資本，而是一種典型的「自己人」交易。這一方面使俄國民間中小企業難有大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俄國吸引的外資微乎其微，遠不能與小小的匈牙利相比。
實際上對所有的轉型國家來說，國有資本私有化的走向主要無非是三個：要麽以至少是形式平等的方式「分」給老百姓，要麽就「賣」，然而如按開放式自由競爭的辦法「賣」，則「自己人」競爭不過實力雄厚的外資，實際上主要是賣給外國人。要麽決心「賣」給「自己人」， 那就只能關起門來搞「自己人交易」。捷克、波蘭與1992-1993年間的俄羅斯走的是第一條道路（但俄未走成功），匈牙利走的是第二條道路，而1994年後的俄羅斯走的是第三條道路。於是便有了「新權威」政治條件下金融工業寡頭的崛起。無怪乎主張走第 一、二條道路的民主派固然對金融工業寡頭抨擊甚烈，而「國際資本」也決不是俄國寡頭的捧場者。雖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資本與控制了俄國經濟命脈的寡頭們有許多交易要做，但兩者的矛盾也很突出。而有趣的是：正是國際資本中跨國投機性最強的所謂「對沖基金」，對俄羅斯寡頭的抨擊最厲。如著名的「國際大鱷」索羅斯，就張口閉口罵「俄羅斯的強盜資本主義」。我國的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俄羅斯金融寡頭的經濟利益決定了它的基本價值觀——追求一個強有力的、集中制的國家，推崇以保護主義為基礎的「愛國主義」等。在這點上，它與舊體制在意識形態方面也有不容置疑的繼承性， [11] 而它與自由主義或「西方價值」倒是矛盾的。
總之，葉利欽時代第三階段在政治上由「民主派」轉向新權威主義，在對外姿態上由世界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強國主義，在經濟上也由「大眾私有化」轉向扶植壟斷性寡頭。在此期間葉利欽幾乎疏遠了（如果不是決裂的話）原先支持過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同時以切爾諾梅爾金政府及總統辦公廳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頭主義者，成為葉政權的新的支柱。
八 、政府走馬燈：葉利欽時代第四階段
1998年3月葉利欽突然解散了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由此開始了葉利欽時代的第四個階段。大概也是最後的階段了。這一階段突出特點是葉利欽走馬燈式地頻繁更換政府，並且似乎已經完全亂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職僅5個月便被免職，任命切爾諾梅爾金復出受阻，葉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馬科夫。普氏上任僅8個月就被免職，換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壽命更短至2個多月，又換了普京。葉利欽此時用人似乎已經完全不顧政績標準：切爾諾梅爾金是在俄經濟止跌回升、形勢看好時被免職，普里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機、穩定經濟初見成效時被免職。斯捷帕申之免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機」，但嚴格地講主要責任也不在他。葉利欽用人此時似乎也沒了價值標準：基里延科接近於民主派，切爾諾梅爾金如前所說，是寡頭新權威主義者，普里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馬科夫本人傾向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則純屬事務官員。總而言之，葉利欽此時用人施政已既不講政績也不講「主義」，純屬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後而玩弄權術。因此很自然，這時的葉利欽幾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評，包括原來擁護他的寡頭派。
葉利欽如此措置乖戾固然與他在權力無制衡情況下「病夫治國」之不智有關，但也反映了葉利欽時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階段中俄羅斯過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權威加經濟上的寡頭化——的危機。在這一階段中，經濟雖然止跌回穩，國有資產也被寡頭們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會矛盾卻積累起來，而葉的聲望也進一步下降。在眼看葉利欽病體難支、不能久任的情況下，葉利欽身邊的小圈子行為日益短期化，他們不僅不能為俄國的長遠利益、而且甚至已經不能為他們在上一階段所主要依靠的社會基礎即金融工業集團的長遠利益考慮，而只是著眼於怎樣能實現一種在「後葉利欽時代」儘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後安排。
這就導致葉利欽在這一個階段的行為越來越走向個人權術。而這樣的短期行為又使俄國的轉型期危機拖長、經濟發展受損。本來在切爾諾梅爾金政府末期已開始回升的經濟，在進入「走馬燈時代」後又趨惡化。政府短期行為導致社會短期行為，尤其是資本的短期行為。而資本的短期行為則是金融危機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機雖然有其深層、宏觀的原因（無投資激勵機制經濟不能真正穩定、國際油價下跌致使俄國家財政狀況惡化、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俄金融系統的體制性問題等），但人們的心理預期惡化造成抽逃、擠兌無疑是危機的導火索。而形成這樣的心理預期，葉利欽末期的唐突舉措是要負至少一部分責任的。
8月危機沉重打擊了俄羅斯的經濟及其轉軌過程，也使葉利欽的聲望進一步掉到谷底，而這又反過來使葉利欽身邊的「圈子」更擔心「後葉利欽時代」的局面，從而使葉利欽的行為更加短期化，如此惡性循環，終於使葉利欽的政治生涯趨於終結。
如今已經很明顯，無論就民心、政情還是葉本人的身體狀況而言，葉利欽都已不可能連任，而他要逆民心而採取非常手段搞獨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問題是後葉時代會在怎樣的情況下到來？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們看到了葉利欽時代（確切地說也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留下的正面遺產在起作用。
葉利欽的寡頭轉軌模式誠然遠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轉軌，而葉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勁。他在金融危機使俄國經濟再入谷底、支持者紛紛離去、民意背離、體力難支的最不利狀態下下台，從常理而言，從俄國歷史經驗而言，這是最容易引起「翻燒餅」的。而葉利欽體制雖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來一場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現在看來，俄國各方都表現得驚人地理智。當8月底危機來臨時，許多人斷言這不僅是一場金融危機，而且是俄國整個經濟轉軌進程「不可逆轉的失敗」，它將導致「整個政治上層建築的崩潰」，此後幾年中俄國將發生大亂，人們只能討論「民族與國家的簡單生存問題」了。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俄國已經面臨社會爆炸、秩序崩潰與內戰。
的確，就葉利欽本人而言，他對這場危機驚慌失措、不知所為，與過去歷次危機中他表現的極為果斷、敏銳、自信與機智形成鮮明對比。正如麥德維傑夫所言：「葉利欽的個人權力資源與政治資本已經耗盡，他已不再擁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宮之外事態發展所需的施政班子、執政綱領、精英與民眾的信任以及過去的精力與健康。」 [12] 實際上，葉利欽這時已不再是個「新權威」了。
然而俄國並沒有因此而大亂，甚至沒有給葉利欽很大難堪。與人們預期的相反，葉此後又換了兩屆政府，發起了車臣行動，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對。而議會的彈劾程序無疾而終，許多人預言會發展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遊行也進行得十分溫和，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危機後「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漸成氣候。社會思潮的「中派化」使俄很有可能向後葉時代平穩過渡。總之，在葉利欽這個「強人」不再有能力逞強之時，當「新權威」的權威基本消失之際，俄國一沒大亂，二沒走極端，三沒走回頭路。在專制與極端傳統深厚的俄羅斯，葉利欽能依憲政程序離任已屬不易，而在最不利條件下仍能平穩離任就更近乎奇蹟了。
這表明俄國人在葉利欽時代雖然付出了許多代價，但的確成熟了。他們很有希望走出歷史循環的怪圈。葉利欽時代儘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規則畢竟有了，葉利欽時代沒有建成市場秩序，但市場化的基礎也有了。而俄國人民儘管對葉利欽再不滿，他們也不想走回頭路的。
九 、葉利欽之後：轉軌的前景
俄國歷史充滿了不可預見性，現在推斷俄將來會如何是很冒險的，但只要葉利欽交權不出亂子，我們還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