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新年前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提前辭職。這位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總統在大選剛剛取得有利於自己的結果時自願下台，不僅結束了人們關於他是否會老馬戀棧的猜測，而且增加了他中意的接班人當選繼任的可能，，為自己為之奮鬥過的事業乃至自家的善後達成了現有條件下最有利的安排。此舉可以說是他在民主遊戲規則下取得的最後一次、但決非最不重要的成功，也為他兩年來麻煩不斷的政務畫上了一個難得的句號。
鮑里斯·葉利欽作為俄國政壇上的「改革明星」，從他1988年成為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被逐出政治局起，已經11年了。從1991年8·19事變後他實際主宰俄羅斯政局、同年年底蘇聯解體最終結束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而開創了葉利欽時代起，也已經8年有餘。他曾經輝煌過，但更多的卻是坎坷；無論是好是壞，他留下了太多的遺產任後人評說。無論是褒是貶，他無疑是俄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世紀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功既是俄國人民的選擇，他的失敗也很難說只是一己之罪孽。如今他以病夫之軀，在國內問題成堆、聲望急劇下降的情況下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盡頭。雖然他的下台仍然堪稱光彩，但告別講話中的葉利欽還是向俄國人民道歉說：他沒能實現他們的期望，把一個繁榮的俄國帶入新世紀。不管怎樣，「葉利欽時代」已經落幕，是做總結的時候了。
一 、破舊有方，立新乏術
做總結就有個價值基點的問題。葉利欽結束了蘇聯帝國，這在一些人看來是大功，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來的歷史會作出判斷。我們不妨用一種中性的眼光看，不談「姓資姓社」，只說他在瓦解了一種體制而建立一套新體制的過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畢竟現在連俄共也指出：葉利欽不僅沒有給俄國人帶來西方式生活，也沒有給俄國人帶來西方式的制度――無論是西方式的規範市場經濟還是民主法治制度，他帶來的只是一片混亂。換言之，在葉的政敵看來，葉利欽最糟糕的一點是能破舊而不能立新，而葉利欽的擁護者則認為他在「立新」上成就巨大。可見葉利欽在「立新」上幹得如何是評價他的關鍵。至於這「新」姓社姓資，至少在大部分俄國人看來並不重要。另外，蘇聯解體不僅是一種制度的解體，也是一個大帝國及其勢力範圍（「大家庭」）的解體，原來帝國的各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種秩序下重新調整「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重建一種關係格局，在這方面葉利欽的成就又如何？
無疑，從體制轉軌的角度看，葉利欽時代的特點是「破舊」有力而「立新」無術，不僅俄國經濟一直沒有走上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軌道，而且政治上也並沒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過渡。於是俄國一直處於轉型期危機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經濟方面，人們常提到俄羅斯在轉軌時期經濟滑坡的時間與程度，它不僅與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形成對比，也比大多數東歐國家的情況更糟糕。這些國家在一段「陣痛」之後多已恢複了持續增長。人們還提到不僅經濟總量上不去，俄國的經濟體制更新也遠未到位：「私有化」進程並未真正地明晰了產權、改變軟預算約束狀況、產生創業激勵；貨幣主義政策並未真正制止通貨膨脹與現實預算平衡；農業中並未出現家庭農場制度的興盛，而仍然是衰敗中的「翻牌集體農莊」居優勢；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稅收、金融、社會保障體系也未能建立，國家收上不稅，但仍然要維持舊體制下由國家包下來的那套「保障」體制，不出財政危機那才怪了；轉軌近8年，俄國並沒有形成象樣的民間資產階級與自由僱傭勞動者階級，更談不上中產階層的發達，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處於有權勢者致富無權勢者貧困的狀態。但在筆者看來，經濟「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標誌是：俄國經濟至今形不成一種投資激勵機制，以致於即使在俄其他經濟指標出現「好轉」苗頭的時期，投資萎縮的趨勢仍未能遏制。而無論什麼「主義」的經濟，沒人想投資也不會有正常的再生產機制與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標「好轉」也只能是鏡花水月。在社會結構方面，人們通常都以俄羅斯寡頭金融工業集團的興起來作為首要的批評對象，但重要的還不在於「寡頭」這一概念所顯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於這些「寡頭」還遠未形成按市場經濟規則運作的大財團，如日本、韓國的財團那樣。俄羅斯的「寡頭」權貴色彩濃於其「大資產階級」色彩，他們多是舊體制下的官僚出身，與政權的關係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與其說體現了「資本的權力」不如說更像是「以權力為資本」。如果他們真能演變為「大資產階級」（雖然也有這種趨勢）像日、韓的財團那樣成為足以拉動經濟的大規模投資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為代價實現了轉軌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況還遠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轉軌的成就應當說比經濟好些，然而也還談不上完成，比多數東歐國家包括前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來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宮表明俄國人還遠未學會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其後的新憲法體現的總統集權也有違於民主制下的權力制衡原則。然而由於規則不健全，機構無效率，事務官的專業素質比政務官的民主素質更差，加上地方「諸侯化」的影響，使俄政府的實際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權的弱政府」畸形狀況，這與現代法治民主國家實現的是「權力制衡的強政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俄目前政黨政治的發展水平也很低，眾多小黨林立而缺乏有影響的大黨（俄共除外，但實際上俄共影響也在下降之中），這與中東歐各國大都已從眾黨林立的初期階段發展出成熟的兩黨（或數黨）理性競爭的體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國不少政黨有濃厚的「會黨」「朋黨」色彩，人際關係紐帶重於思想、政綱紐帶，奇里斯馬魅力重於主義的影響，競選主要是個人魅力的角逐，而非黨及其綱領的較量。以致許多俄國政黨在名稱上就顯得非「綱領化」且突出個人色彩，如「祖國」，「家園」，「我們的選擇」，「亞博盧」等。顯然，俄羅斯轉軌即使在政治方面，也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
除了經濟、社會、政治以外，在民族關係上俄羅斯至今沒有找到一條實現「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國」的路，在國際關係上至今無法給自己在冷戰後世界明確定位，在軍事上也沒有定下新的戰略思想與軍事體制。總之，說葉利欽「破舊」有方而「立新」無術，大體是對的。
二、「帝國後遺症」
當然，說「立新」無術並不等於完全沒有「立新」，否則在舊秩序不復存在時又完全沒有新秩序，那就要天下大亂了。俄羅斯當然不是這種情況。在世界歷史上，強力控制下的大帝國從未能避免這種悖論：一方面消除混亂是維持帝國、實行強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強力本身不但只能掩蓋而不能消除致亂因素，以致於沒有一個帝國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強力控制的大帝國，一旦解體就更難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亂，恢複舊帝國也往往是永無可能。於是「帝國後遺症」的結局多數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續的混亂使人厭倦，社會情緒日益極端化，終於呼喚出一位鐵腕人物建立新的強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舊式強力更嚴酷的強力控制。這種「亂世鐵腕」可以在混亂中藉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霍亨索倫王朝德意志帝國體制的解體，亂糟糟的「魏瑪共和」維持了15年，終於使德國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緒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選上了台，並擁戴他建立了法西斯專制的第三帝國。與此同時「魏瑪現象」遍及全歐，一戰以來帝制解體後新生的許多共和國也紛紛拋棄「混亂的民主」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變方式產生了鐵腕專制，如波蘭的畢蘇茨基薩納齊（「整頓」）政體與匈牙利的霍爾蒂獨裁。俄國在沙俄傾覆後出現的「二月民主」也是如此：二月里上台執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無術失去民心，在民主選舉的立憲會議上幾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張「人民專制」的民粹派社會革命黨大獲全勝。可以想見，即使布爾什維克不因大選失利而驅散議會，「二月民主」也極可能演變為鐵腕專制，只是專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
第二種結局是帝國解體後的混亂髮展為內戰，而內戰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機會更加渺茫，絕大多數不外乎兩種可能：或者內戰中的勝者建立新的鐵腕控制，其最終結果與前述第一種結局一樣，只是經過內戰代價更大罷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從我國歷史不斷重複的「分久必合，亂極生治」的王朝循環，直到1917年後的俄國內戰、1911年後的中國內戰。或者在內戰中沒有勝者，帝國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漸成為一盤散沙，最終不僅原先的「大國」不復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後冷戰時代這樣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從阿富汗、扎伊爾。南斯拉夫、索馬利亞直到最近蘇哈托垮台後的印尼――後者雖未發生全面的內戰，但從東帝汶、亞齊之變直到各主要城市頻頻發生的暴力騷亂，也比前述那種「混亂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