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牙利保守主義」的由來
在東歐的轉軌國家中匈牙利的道路一直令人注目，它先是以搞「漸進改革」著稱，後來又以左派政府「激進」的「休克補課」叫世人瞠目。在私有化行動中，匈牙利人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了他們認為適合自己的方式——國際融資與產權改革合二而一，面向外資全部「賣」光，以此來表示匈願意主動接受國外資本為主導的國際分工，又一次地顯露出它的經濟體制轉換的獨特之處。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比較發達的農業國家，在蘇軍解放以後，靠蘇聯扶植起來的拉科西等親蘇派，緊跟蘇聯的指揮棒轉，在匈牙利實行全盤蘇化。他們不顧自己自然資源貧乏，基本原材料和能源全部依賴進口的實際情況，大搞「鋼鐵國家」，實行「重重輕輕」（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兩高一低」（高投資、高積累、低消費）。其結果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國民收入下降，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以第一個五年計畫為例，工業每年以18%的速度遞增，而職工工資卻連續3年大幅度下降（分別為17.7%、13%和10.3%）。職工人均收入1955年比1949年下降22%，積累率由5-6%一下子跳到30%，投資從原來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一下子提高到50-55%，其中基礎設施投資比例從50%下降到30%，農業投資只佔總投資的13%。 [1] 這種狀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他們要求改變現狀，變革現有經濟體制的呼聲日漸高漲，於是就有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
蘇聯的坦克把事態鎮壓下去後，強大壓力使擬議中的改革中斷。此後幾年中，「指令性計畫成為不可更改的唯一形式」。但從骨子裡匈牙利人一直認為自己的追求更符合本國特點。到1962-1965年，蘇聯經濟學界展開對利別爾曼有關企業放權和經濟自由觀點的公開討論，匈牙利抓住這個相對寬鬆的氣候，迅速展開初級市場化試驗，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取消國家下達給企業的主要指令性指標，取消物資統包統撥統配，建立社會生產資料市場，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發揮各種經濟槓桿的調節作用，加強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經營決策實行廠長負責制等。從1968年起，通過在計畫經濟的框架內引入市場機制，匈牙利成為東歐最早實行經濟改革的國家。在長達20年的改革過程中，在商業、手工業、服務行業和中小企業中普遍實行承包制、租賃制，使人們易於接受市場經濟，這為後來的經濟轉軌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匈牙利在過去的經濟改革中還制定出了比較完善的經濟法律和法規，使之成為當時東歐國家中與西方法律最接近的國家之一。同時，也培養了一批熟悉市場經濟的專業經濟人員，可以說，早年的經濟改革為劇變後的私有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60-70年代改革使匈牙利改變了過去單一的指令性行政干預和過分集中的束縛生產力的體制模式，經濟出現了顯著的增長。這段時間國民收入比50年代翻了4番，工業總產值比50年代增長了7倍，農業躋身世界最發達國家的行列，人均產值名列世界第4位。從開始改革到1981年，居民消費每年平均以5-6%的速度遞增。所有國民一律享受勞動保險、免費醫療和8年義務教育等各種福利待遇。當時匈牙利被西方記者稱為「東方樂園」、「消費者的天堂」。每年旅匈的外國遊客達4千萬，是匈本國人口的4倍多。
但好景不長，70年代中期，由於世界能源危機和外貿環境惡化、蘇聯的干預加大等原因，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滯，國家經濟體制又重新回到指令性計畫的軌道上。
80年代末蘇東劇變後，匈原執政黨發生分裂並在大選中敗北，她的兩個後繼者，「傳統派」社工黨因得票未達到4%無法進入議會，「改革派」社會黨雖進入議會，但任何一個政黨都不願與它聯合組閣。於是民主論壇聯合獨立小農黨、基督教民主人民黨組成右派聯合政府。在這個聯合中，民主論壇是由「人民—民族傳統派」、古典自由主義派和基督教民主派三種力量組成的陣營，其中居於主流的人民—民族傳統派屬於典型的右翼民族主義保守派，其盟友獨立小農黨更是二戰前曾經執政的「歷史黨」，基督教民主派與另一盟友基民黨則是「基督教保守主義者」，這兩支右派基本上決定了政府的姿態。而民主論壇中的自由主義派只是支流。另一方面，這屆國會中最大的反對黨自民盟則屬於典型的自由民主主義，主張「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用西歐的觀點看屬於中右政黨，它與當時已成為中左派的社會黨後來漸漸接近。
可見當時的匈牙利政治是一種右(兩種保守主義)—中（中左、中右）對峙格局。執政的右派除一般也承認市場化、民主化外，還以民族主義、強國主義與宗教責任這類「歐洲式保守」理念為特色。如所周知，民族主義在俄羅斯可能具有親左的政治譜系，在東歐則相反，歷史上東歐民族主義都與反蘇、因而也就是與「右」掛鉤，甚至具有激進反蘇也就是激進「右派」的特點。但這種情況下的「激進右派」並不是「激進市場派」，他們關於改革的目標模式與其說更多地受當代美國或西方的影響，不如說更多地受共產黨以前（二戰以前）匈牙利舊傳統影響——這—傳統顯然與美國式自由市場距離甚大。他們雖然如現今歐洲左中右各派都承認的那樣承認市場化的必要，但他們更願意看到的與其說是「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不如說是更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匈牙利本位的市場經濟。而在這劇變後第一屆政府中，民主論壇是主導，因而形成在當時東歐極為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卻不是激進市場改革政府——就成了邏輯的必然了。
匈牙利的「保守療法」除了與右派政府的執政理念有關外，還與匈牙利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乃至反對派的狀況有關。匈牙利在劇變前素以靠借債發展經濟著名，1991年時匈外債總額積累已達226億美元，人均2300美元。與之相比，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聯邦人口比匈牙利多57%，外債總額卻只有67億美元，人均負債僅427美元。波蘭外債雖達480億美元，但人均也只有1250美元左右。 [2] 匈的人均外債在東歐是最多的。這種債台高築的狀況決定了匈牙利在產權改革中必須考慮變現國有資產以還債的問題，把國有資產無償分配給全體國民的捷克式做法因而行不通。十年來匈牙利不管左派還是右派執政，搞的是「保守」療法還是激進改制，始終都堅持了「只賣不分」的原則，國家需要私有化收入來還債是一個重要原因。而在匈牙利主流理論界看來，只要國有資產的出售能夠實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則，做到公開、透明、公平競價，那麼以變現國有資產所得來用於公共開支（公共服務、社會保障乃至歸還國債等），與把國有資產分配給國民的性質是一樣公正的。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經濟學傳統與非官方立場的態度也是一個條件。由於劇變前匈與波、南均為「體制內市場取向改革」歷有年所的國家，本國的轉軌經濟學較發達，以科爾奈為代表的匈牙利學派在劇變前居於主流，劇變後仍很有影響。科爾奈本人在劇變後「市場取向」更加發展，不但對原體制徹底否定，而且對西方經濟學中強調國家作用的凱恩斯傳統也持否定態度。在所有制方面他不僅一般地主張私有化，而且主張要形成「有血有肉的私有者」、「人格化的私有者」。 [3] 他反對公眾持股、法人持股、僱員持股等「人民資本主義」觀念，強調私有化就是要把企業交到自然人企業家手中，而不贊成「所有權分享」。這樣他自然對捷克式的全民平分資產或波蘭式的僱員集體持股不以為然，而主張把企業直接賣給自然人。但另一方面，科爾奈又對國有企業的「可改造性」持悲觀態度，認為不管是賣是分很多企業肯定是搞不好的。市場化改革不能把重點放在存量上，而應當放在增量上，即不是著重於如何把現有國企私有化，而是著重於在體制外培育「新的」私有經濟——在實踐中這基本上就是指引進外資。以科爾奈為代表的這種主張對右派政府的影響主要是前一方面，即促進了不同於波、捷的「保守療法」，而它對社會黨政府的影響則主要是後一方面（科爾奈本人劇變後未加入政黨，但因歷史淵源他仍然與社會黨關係較深），因而促進了「面向外資全買光」的做法。
二、右派政府的「保守療法」
由於以上原因，劇變後產生的匈牙利第一屆政府雖然是整個東歐最典型的右派政府，其政策卻與其說是自由主義不如說是保守主義的，在經濟上即具有較濃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色彩。這一屆匈牙利政府不象波蘭政府那樣受到強大的工會影響，不象捷克政府那樣受到知識分子「68年人」和「七七憲章理想主義」的影響，也不像羅馬尼亞與獨聯體各國政府那樣基本上仍然是「前共產黨人」執政。以民主論壇為主的安托爾政府中清一色是與劇變前政權沒有「瓜葛」的人，其年齡結構在東歐新政府中屬最大者之一。它受戰前匈牙利舊式精英傳統影響較深，有強烈的民族保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