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來，「主義」之爭在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但我認為，目前在中國語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都和它們在西方語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討論之前有必要把這些概念梳理一下。
在改革以前我國施行的是一種類似於斯大林模式的體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這個概念是相對於「老左派」而言的。在歐美的話語系統中，他們講的「老左派」指的是共產黨和社會黨，但是西方大部分國家中共產黨的勢力都不如社會黨，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會黨。比如說在美國，「老左派」指的是以哈靈頓為代表的社會黨人，就是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共和人民黨。這樣哈靈頓就被認為是美國「老左派」的代表。所謂「新左派」就是與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不同的另外一種（在美國帶有一種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歐洲話語中「新左派」指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主義化傾向，包括現在的布萊爾、吉登斯等標榜的第三條道路。他們所說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道路，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既不要福利國家，也不要自由放任。他們講的「老左派」是以社會黨國際為代表，在西歐、北歐執政的社會黨的理念為代表的那種思潮。
與此同時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在歐陸叫自由主義，在美國叫保守主義。美國主流學術話語中的保守主義是和歐洲話語中的保守主義不同的，美國的保守主義就是歐洲的「自由主義」。它要「保」要「守」的是個人自由，而歐陸的「保守主義」在美國被稱為「托利主義」，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國革命革掉的那些東西：貴族傳統等等。），目前這幾年在歐美話語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會黨國際中流行的「社會自由主義」（布萊爾提出「新工黨」理念，就是自由主義化的工黨理念）。
與此不同，中國90年代以海外華人學者崔之元等倡導的所謂「新左派」立場實際上是在中國原有的斯大林體制和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中取一個折中。這表現在他們一方面在中國非常強調在改革以前的體制中吸取資源，比如說，認為「人民公社」是經濟民主的典範，「文革」是政治民主的典範，等等。當然他們也講了一些西方社會民主的內容，如伊索普模式（僱員持股計畫）等等。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與過去正統的理論有所不同。另外他們吸收的思想資源有很大一部分並不是來自社會民主主義，而是來自西方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這種思潮與社會民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許多中國人都誤認為「西馬」和社民黨差不多，實際上這兩者之間的差別非常大。「西馬」就其產生的思想理路來說，它發源於已經與第二國際社會民主傳統決裂後的第三國際內部的一支異端，以葛蘭西、盧卡奇、科爾施等為代表，雖然與第三國際正統有異，但與社會民主傳統卻沒有因此接近。葛蘭西等人當初與俄國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對唯物主義，更強調文化自覺、階級意識等類似「主觀戰鬥精神」的思想。顯而易見，這裡潛藏著一些比俄國人更「左」的苗頭，因此他們中一些人對中國毛澤東式的主觀浪漫主義感興趣，並不完全是對我國現實的隔膜，也有形而上的根源。這在歐美自由社會中作為一種批判的聲音自有其價值，但這些資源再被傳入中國後，它和斯大林體制之間的距離要近於它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距離。他們的思想可以說是在斯大林體制和「西馬」之間，而不是在斯大林體制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當然更不是在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這就是中國話語中的「新左派」。顯然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基本點：中國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
就中國的情形看，這兩種「新左派」我們都不能接受。我們顯然和中國「新左」不同，與他們在種種事實上有不同的判斷，對他們承繼的兩種資源也持否定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們與西方的「新左」也有明顯的不同點：西方的「新左」取一種既不同於古典社會民主主義，也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與他們完全不同，中國現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國家太多，因此我們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國家的問題，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國家。也就是說，在我們國家的現實生存環境中，不僅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有其基本的價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社會民主主義也有明顯的價值重合。
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時代，古典自由主義與古典社會民主主義有很大的價值重合面，它們共同對付反自由主義反社會民主的價值民粹主義與專制主義，而自由主義贊同而社會民主派反對的價值與社會民主派贊同而自由主義反對的價值這兩部分都很小。這裡講的價值重合面主要就是公民權利、自由與程序正義。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價值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而並不是什麼兩個主義「之間」的「第三」立場。最近《天涯》雜誌發表了我的《田園詩與狂想曲》一書韓文版序，這篇文章原題就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但編輯部沒有改動文章內容，卻未經我同意把題目改為「我的第三條道路」。兩個主義重合的那些基本價值決不等於兩個主義之外或「之間」的「第三」立場。古典自由主義與古典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重合部分，在縮小而兩者價值歧異，觀點對立的部分，在擴大，同時作為兩個「主義」之共同敵人的(民粹主義與專制主義)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完全分離，這時才可以說兩者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即比自由主義「左」而比社會民主「右」的那種立場才有了發展餘地。而我們現在的立場用語言表述就是，我們贊成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認同的那些基本價值，而反對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反對的那些價值。在中國的環境中，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存在著主要的重疊之處。我們就是站在這些重疊之處的人。我認為這也是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基本價值。而我們反對的是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不贊成的那些東西，即民粹主義與專制主義。
至於自由主義贊同而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的價值或者社會民主主義贊同而自由主義反對的價值，我們認為對目前中國人來說還是假問題。比如說，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爭論的一個重要點就是關於工會權利問題。在西方話語中，最典型的自由主義者哈耶克認為威脅個人自由的危險之一來自工會（這裡指的當然是民間工會，而不是官辦工會），但實際上正如我們以前在東歐看到的：在一種與哈耶克所處環境完全不同的條件下，真正的工會力量的強大並不是對個人的威脅，恰恰相反，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促進。在這種情況下並不存在工會和自由個性之間的尖銳衝突。反過來講，自由主義支持而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的東西，如美國那種充分競爭的規範化自由市場，在今日中國也是不存在的。他們認為自由競爭不限制就會危害「平等」，而在我們這裡危害平等的根本是另外的東西。
這裡要指出，強調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共同底線的優先地位，這與所謂歷史決定論並無關係。如今有個有趣現象：一些「新左派」對馬克思的反感似乎比他們所說的「右派」還大，他們在津津樂道於文革、大躍進的同時，張口閉口批判馬克思的「西方中心論」；在津津樂道於「後學」「前沿」的同時，一提到馬克思就是「科學主義」謬誤、「歷史決定論」與「機械進化論」的過錯。有時他們甚至寧可從「保守主義」那裡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評「右派」沒有和馬克思劃清界限。
葛蘭西以來的「西馬」主流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保守主義無論其他方面如何對立，在批判馬克思（尤其是晚年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理性主義傾向方面卻存在著有趣的一致性。「西馬」以浪漫主義、哈耶克以經驗主義來抵制理性主義的僭妄，這或許反映「後現代」西方對啟蒙理性的過分擴張之反感已成為超越左、右的潮流。對此我們應當怎樣看，這是一個問題。然而中國「新左派」的反馬克思卻沒有這種後現代背景，他們的反感只在於馬克思的歷史規律論為肯定資本主義優於中世紀提供了理由。
然而事實上，19世紀的人們，包括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之敵視中世紀而嚮往公民社會，不僅是出於唯理主義，更是出於人道主義。這與「歷史規律論」是否成立，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簡而言之，「交換」比「搶劫」要好，這是人道的常識，它完全不必以證明從「搶劫」發展到「交換」是「必然的客觀規律」為前提。「交換」也許並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個搶劫橫行的世道是決不會有興旺的慈善事業的，因而禁止搶劫就成了交換者與慈善家的共同底線。這與他們相信不相信歷史決定論毫無關係。沒有底線倫理，高尚道德就不可能站得住腳，如果說這也叫決定論的話，那它也是一種形式邏輯意義上的決定論，而不是什麼「歷史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