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世紀末的臨近為契機，近年來國際上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又趨活躍。
面對著本世紀社會主義運動這一人類歷史上驚人的大起大落，無論從「社會主義復興」還是從「社會主義反思」的角度，人們都對中俄兩國關注最多：俄國社會主義何以興衰相繼?中國社會主義何去何從?
然而人們也沒有忘了第三個大國美國，這個經典上所稱的社會主義土壤——現代工業文明、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最發達、而本世紀又似乎與「現實社會主義運動」最絕緣的國家。
當「現實社會主義」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時，「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美國例外論」命題曾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討論。而90年代蘇東劇變、「沒有社會主義」成為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普遍現實時，有人卻提出了「為什麼美國有社會主義?」這樣一種新的「美國例外」命題。
正如著名美國社會學、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書中所說：「美國例外主義」成了—把「雙刃劍」，它既可以砍向社會主義的普遍論，也可以砍向反社會主義的普遍論。
而在這個世紀末，任何一種關於社會主義的新說法如果離開了美國的經驗正如離開俄國、中國的經驗一樣，都將缺乏解釋力。
一、「社會主義者愛美國」與「美國不愛社會主義」
曾記得40年代的國際共運中出了所謂「白勞德修正主義」：當時的美共領袖白勞德提出「美國特殊論」，認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國的條件下很難尖銳化，因而通常意義的「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在美國也難有前途。為此他解散了美共，並認為美國左派只有走勞資合作、妥協改良的道路。白勞德的此種看法導致了當時還是斯大林主義一統天下的「國際共運」陣營的齊聲斥責，並以他被美共開除而告終。
然而事實終歸是無情的：在這以後的半個世紀中，美共並沒有因為清除了白勞德這個「絆腳石」而時來運轉，反而日薄西山，時至今日已經很少有人把它當成一回事了。
僅僅美共如此倒也罷了，美國歷史與現實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不僅蘇聯模式的「共遠」在美國從來不成氣候，其它模式的諸種「社會主義」乃至反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各色意識形態在美國社會也都難以生根，起碼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其它主要國家相比是如此。社會民主派、民粹派、無政府工團主義、民族社會主義(法西斯)等運動在美國也從未形成聲勢，而它們在歐洲、在堪稱美國文化之母的英國、在與美國同屬新大陸的南美地區都曾各領風騷。社會黨國際的美國成員——美國社會黨及其衍生黨在1912年高峰時也僅有黨員11．8萬(而此時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都已眾逾百萬)，此後每況愈下，20年代末黨員不到7萬，到80年代後期它的兩個後續黨(民主社會主義者共和人民黨與社會民主黨)總共只有8000名左右成員，實際已名存實亡。
顯然，美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僅難望北歐同仁之後塵，也絕無可能與密特朗、勃蘭特等西歐同志相比肩。我們後面將提到的美國社會黨領袖哈林頓是社會黨國際主要理論家，位居國際的名譽主席，然而他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卻遠比他在「國際」論壇上影響遜色得太多。
美國歷史上的人民黨人(the PoPulists)曾被一些論者視為俄國民粹派的同類。但事實上他們不僅聲勢、影響不及，而且在性質上也相去甚遠。俄國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專制」，是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者，而美國人民黨人——我姑且把他們稱之為「農業自由主義」者——對這兩樣東西是絕不感冒的。可以說，「農業社會主義」運動在美國歷史上基本上不存在。至於美國的工會，它不僅是勞資妥協的專家，而且在捍衛所謂「美國人的價值觀」方面歷來比頗講實用主義的政府與商界要極端得多。在美國，工人比資本家更「反共」，工會比商界更「冷戰化」，這是眾所周知的。
僅僅列舉以上這一切倒還不足為奇——人們可以說，例如像沙烏地阿拉伯這類地方也是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都吃不開的。然而美國案例的另一面恰恰在於：很久以來，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各種流派「社會主義者」都對美國懷有遠勝於他們祖國的好感，樂於在美國尋找其價值理性的經驗依託，當他們在祖國碰了釘子時，往往便寄望於美國，企圖在那裡實現其人文關懷與社會理想。
當年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英國人歐文在本國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國去建立他的「新協和村」理想國。法國人卡貝在本國發表了他的烏托邦設想後，也來到美國去實踐他的「伊加利亞之旅」，而且據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俄國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黨密謀」失敗後在祖國無處容身，便跑到美國建立了著名的堪薩斯州「雪松谷公社」，維持了十餘年的「大同」實驗。
這些理想主義者看好美國可以說決非是僅僅看中了新大陸的空曠可居，這一點在列寧關於「美國式道路」與「普魯士式道路」的善惡二元對立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個後來成為美國頭號對手的超級大國的締造者在1917年以前的十餘年間經常把俄國現代化道路的一切光明面都歸結為「美國式道路」，而陰暗面則歸結為「普魯士道路」，並屢屢發誓要為使俄國走上「美國式道路」而奮鬥。其語調之熱烈幾乎可與1949年前的中國共產黨人「走俄國人的道路」的熱情相彷彿。
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如此，「社會主義」國家中在野的社會主義派別更其然。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孟什維克派與布爾什維克派分手後成了對頭，但1917年以前兩派都倡導「美國式道路」。1917年後孟什維克被掌了權的布爾什維克鎮壓，仍不改此願。孟什維克首領唐思直到1947年在國外去世前還希望「實現俄國社會主義形式的『美國化』」。無獨有偶，十多年後被斯大林逐出國門的托洛茨基在對蘇聯失望後也曾把「第四國際」的事業寄厚望於美國。他不僅授意由美國托派代表主持「國際」成立大會，晚年聯絡重點也轉向美洲，甚至還把自己身後全部檔案文牘都轉讓於美國的大學，雖說直接目的是賣錢，但也不乏更深遠的希冀。
孟什維克與托派，—個比蘇聯當局更「右」，一個比蘇聯當局更「左」，但兩者都在美國看到了自己事業的某種希望，這是頗有意思的。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者看好的美國」與「在美國碰壁的社會主義」都其來甚久。一方面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在美國都難以立足，另一方面美國以外的各國種種「社會主義」者又多嚮往美國(而且決不是僅僅嚮往它的物質方面)，這種奇特的反差確實耐人尋昧。於是，「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便成了近一個世紀來人們議論的話題。為此產生了種種解釋，然而有說服力的似乎不多。
當然，最難讓人信服的是一些美共人士的說法：統治者的鎮壓與白勞德、洛夫斯通之類的「內奸」阻得了美國社會主義的興起。
無疑，把美國的「自由」理想化是不足取的，我們都知道有個麥卡錫時代。但相對而言，應當說在歷史上美國的政治自由空間一般比歐陸還是大得多，如果這點鎮壓就足以扼殺社會主義，那也太小瞧這種人類理想的生命力了。而經歷了從科倫審判到「斯托雷平反運動時代」種種磨難的歐陸社會主義又怎麼會曾有如此氣候呢?
文化決定論者喜歡談論傳統的作用。然而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有何不同於歐洲的文化傳統可言?近年來「英美經驗主義」與「歐陸理性主義」的兩分法頗為流行，似乎「經驗主義」是比「理性主義」更不利於激進思潮的成長。然而同在「英美經驗主義」背景下，英國工黨與美國社會黨的不同命運又怎麼解釋呢?
有人強調新大陸機會多，勞動者不易感到生存壓力而滋長反抗情緒。然而同為新大陸，拉丁美洲的各種社會主義運動又為何如此活躍?
更常見的一種解釋是說美國工人生活富裕，因而沒有窮則思變的社會基礎，這就是所謂「關於美國社會主義失敗的『烤牛肉與蘋果餡餅』理論」。然而正如下文將引的哈斯班茲和哈林頓等所言，本世紀初德國工人吃到的「烤牛肉與蘋果餡餅」並不比美國工人少，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卻在那時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可見美國人不「思變」未見得就是因為不窮。
還有些論者很強調羅斯福新政的改良作用對美國社會主義潛勢的消解，甚至認為羅斯福新政本身就是一種「社會主義」。這當然不能說沒有道理。然而問題在於對「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思考早在「新政」之前很久就產生了，用「新政」作為它的答案因此至少是很不夠的。這也就是我們要研究早於「新政」二十餘年問世的桑巴特著作的原因之一。
二、物質替代還是價值替代：桑巴特的解釋
人們對W.桑巴特不會陌生，這個世紀初馳名世界的德國國民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生思想傾向多變，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