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纏足、隆乳與「文化」比較

這些年來在「文化」、「文明」之類話題下產生了太多的混亂。從80年代的「反傳統」到90年代的「弘揚傳統」,讓人頭暈目眩。從幾十種乃至上百種「文化」定義,到「文化是個筐,什麼都能裝」的噱語,從堂而皇之的「原典精神」,到商業化運作的無數「文化節」,以及「煙文化」、「酒文化」、「鬼文化」乃至「廁所文化」等等,使不少人士對「文化」概念的濫用屢有批評,提出「慎言文化」、「泛文化等於無文化」,以及不要「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等等。

然而在我看來,「文化」話題如今最大的困惑還不在於語義範圍的模糊,而在於論述邏輯的混亂。思想與科學的歷程中不乏這樣的例子:範圍不很精確的概念未必不能形成新知,但邏輯的混亂則只能把人搞糊塗。多少話語泡沫與「假問題」都起因於概念上的邏輯陷阱。

舉例而言,如今國人似乎已經公認婦女纏小腳為中國「文化」中的糟粕。然而倘若追問:纏足究竟有什麼不好?據說是「摧殘婦女身心健康」。但辜鴻銘以昔日西方婦女的束腰陋習同樣危害健康來辯解,不也好象有幾分道理么?近日看到一則報導,說是今日西方女性時髦的隆乳術副作用甚大,無論是早期的石蠟注射,還是後來的硅膠、鹽水袋法,後遺症發生率都頗高,甚至有造成死亡的案例。我不禁想到了辜老夫子,他如果看到這則報導,一定會更加振振有辭了。

的確,纏足與隆乳都是以人工誇張女性性特徵來增加「魅力」的「整形手術」,而且後者對健康的危害並不小於前者。那麼人們有什麼理由在兩者中分高下呢?

老實說,在這種問題上我很願意支持「文化保守主義者」。本人喜歡吃中餐,不喜歡吃西餐;喜歡律詩絕句與古風,不喜歡洋人的「樓梯詩」;……如果雷鋒叔叔與巴頓將軍搞競選,我也定會投那老做好事的雷叔叔一票,而不會去選那兇巴巴的老軍頭。但轉念一想,咱們還是遠離那纏足時代為好,哪怕那「文化」再可愛。其實道理很簡單:隆乳在今日西方是一種個人自願行為,而過去中國的纏足(與西方中世紀的「貞操帶」等陋習一樣)則是他人強制施行的。正是也僅僅是由於這一點,如今即使在中國,強迫婦女纏足也不為法制所容這決不僅僅是個審美「文化」問題;而即使在西方,強制他人隆乳也是犯罪行為,同時那裡假如有人喜歡給自己纏足,別人也許會視為怪異,但誰也無權干涉,因為這是她的權利!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裡:纏足與隆乳作為一種個人審美選擇,它是「文化」之別,沒什麼優劣可比,更不能以一種「文化」強加於另一種文化的認同者,就象當年西方殖民者強迫土著人信基督教,或者清初滿族入關後強迫漢人「留髮不留頭」那樣。但是,強迫還是自願,是否尊重一個人為或不為某事的權利,則是有無人權之別,當然有優劣的普世標準來加以比較。改強迫之製為自願之制,無論在哪種「文化」中都應當受稱讚,應當視為可喜的進步。傳統的纏足之所以被今人唾棄,固然也有時尚「文化」變遷的含義,但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纏足的強制性危害了人權,體現了人類(不僅是中國人)野蠻時代的黑暗。廢止纏足與其說是「文化」的改變,毋寧說是人權的進步。離開了這一點,廢止纏足本身就談不上有什麼「進步」意義。我們知道明清時代我國南方許多地區對婦女的壓迫並不表現為纏足,而是表現為役使婦女從事比男人更重的體力勞動,因此不僅不提倡、甚至是禁止下層婦女纏足的。「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詬厲之,以為良賤之別。」這樣的「放足」當然不是什麼婦女解放政策。

清初滿族統治者在強迫漢族男子剃髮留辮的同時也曾強迫漢人婦女放足,當時規定:若女子違法纏足,其父為官者要撤職查辦,兵民之家要處以杖刑40大板,再加流放充軍。並且實行保甲連坐,若有纏足而十家長不能稽察,也要打40大板,外加枷號一月。甚至該管督撫以下各級文官有疏忽失察者,也要交吏兵二部議處。然而漢人對此進行了堅決抵制,畢竟上述處罰還不像「留髮不留頭」,人們還頂得住。於是到康熙六年,清廷終於不得不解除纏足之禁。這就是後人戲稱漢族對滿族「男降女不降」的由來。然而今天看來,漢人堅持纏足固然不再那麼值得自豪,滿族統治者的強迫放足當然也與自由無關,而的的確確是一種文化壓迫。可見纏足與否(或者隆乳與否)是一回事,強迫還是自由又是一回事。前者事關「文化」,而後者事關人權。這不僅是價值判斷,而且也是形式邏輯判斷。

在《文化決定論的貧困》一書中我曾提到一種悖論:設若某甲性喜吃米飯、喝老白乾,某乙性喜吃麵包、喝威士忌,我們就說二人各自屬於一種「文化」,如果有一人群A 都象某甲那樣飲食,另一人群B 都象某乙那樣飲食,我們就名之曰文化A 和文化B。但如果某一人群C 實行飲食自由之制(即其成員可以自由選擇吃米飯或麵包等等),而另一人群D 則厲行飲食管制,只許吃某一種食品(許食麵包而禁米飯,或者相反),那麼這兩者是否也構成了不同的「文化」(姑且稱之為文化C 與文化D )呢?

顯然這兩種文化劃分是互悖的:在前一種劃分里分屬兩種「文化」的人,在後一種劃分里完全可以同屬一種文化:吃米飯者與吃麵包者都屬於後一划分中的文化C。反過來說,前一種劃分里同屬於一種「文化」的人,在後一種劃分中也會分屬兩種「文化」。比方說同為吃米飯者,如果他並不禁止別人吃麵包,那他就屬於文化C ,如果他禁止,則屬於文化D。更滑稽的是:在前一種劃分的意義上提倡文化寬容、文化多元或文化相對論,就意味著在後一划分意義上只能認同「文化C 」而不能容忍「文化D 」,即在這一划分中「文化寬容」之類命題是無意義的。而如果在後一划分中主張文化寬容(即認可文化D 的不寬容原則)或文化相對(肯定D 與C 各有價值,不可比優劣),那在前一划分中的寬容、相對云云就全成了廢話。為了使「文化討論」有意義,在邏輯上就必須排除後一種劃分。這與討論者的價值偏好無關。你可以喜歡飲食管制,你可以說這種「制度」很好,或者說這種「規定」很好,但不能說這種「文化」很好,否則就沒法跟你對話了。

因此「文化定義」盡可以千奇百怪,但都必須以承認價值主體(個體)的選擇權為邏輯前提。即它只能意味著「我喜歡如何」,而不能意味著「我被要求如何」。我喜歡吃米飯和你喜歡吃麵包是文化之別,但我被要求吃米飯和你喜歡吃麵包,就決不是文化之別。喜歡纏足和喜歡隆乳,是文化之別,但強迫別人纏足和自己喜歡隆乳,就決不是文化之別。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教是文化之別,但信仰自由和異端審判決不是文化之別。喜歡擁戴大賢大德和喜歡擁戴大智大能,是文化之別,但統治者的權力是否來源於被統治者的授予(即來源於後者的喜歡),就決不是文化之別。而只要不違反這一邏輯,「我喜歡如何」的現實邊界模糊一些也無妨。有人對如今濫用「文化」一詞很反感,如什麼煙文化、酒文化乃至廁所文化等,但我以為在這方面不妨寬容些,承認不承認「煙文化」「酒文化」,無非關係到文化討論是雅一點還是俗一點,上綱上線一點還是雞毛蒜皮一點,但如果把自由、人權之類概念都弄到「文化討論」里(象如今一些「後殖民文化」討論者那樣),那就把「文化討論」弄成全無起碼邏輯可言的一堆廢話了。比方說,我們講滿清入關後強迫漢人剃髮易服是一種文化壓迫,現在如果有人說,假如清朝當時不強迫漢人剃髮易服那就是一種更嚴重的文化壓迫,因為他們把「自由」強加給漢人,或者說,漢人反抗剃髮易服就是一種更嚴重的文化壓迫,因為他們想把「自由」強加給滿人。那不是胡扯嗎?

清初人民的反剃髮鬥爭是一種捍衛「文化」的鬥爭,同時更是捍衛權利與尊嚴的鬥爭。而辜鴻銘在民國初年以蓄辮著稱,他並沒有受到什麼干涉,因此他的行為並不是在捍衛什麼「文化」。這倒不是說蓄辮與蓄髮有什麼優劣之分,也並不是否認蓄辮代表一種「文化」。任何「捍衛文化」的鬥爭首先都是捍衛自由的鬥爭,即捍衛人人有選擇「我喜歡如何」之權利的鬥爭。在已存在自由的條件下,人們「喜歡」的東西(如辮子之於辜鴻銘)無須捍衛就已經有了,而不喜歡的東西(如辮子之於其他人)又不值得捍衛,宜乎「捍衛文化」之說不知何所指矣。只有失去了自由的人們,即不能按自己「喜歡」的那樣作出選擇的人們,才有「捍衛文化」的問題。如喜歡蓄髮卻被強制剃髮,喜歡纏足卻被強制隆乳,喜歡吃米飯卻被強制吃麵包,喜歡敬孔子卻被強制信耶穌等等。這時人們起來反抗強制,那就是在捍衛文化(同時也是在捍衛自由)了。

而在已經有了自由的地方,「捍衛文化」卻是什麼意思呢?比方說在信仰自由的時代,如果美國有什麼人要強制普及新教而禁止天主教,強制普及西餐而封閉一切中餐館,人們會認為他在「捍衛美國文化」嗎?非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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