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家英先生在一篇批評我的文章中認為：「將官僚資本等同原始積累很容易使人在否定官僚資本之餘一併否定原始積累」 ，「然而，在批判權力與資本結合之餘，我們必須肯定原始積累的成就及方向」。「原始積累帶來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市場化、個體化及法制化程度的增加、資本流動加快、整體社會生產水平提高，民間資本上升等，這些都是原始積累的正面現象，需要積極地予以肯定」。
這種現象在內地比較普遍，當議論起當前的一些腐敗現象時，總有人會說：「原始積累時期嘛，免不了的。」的確，從學界到社會上，「原始積累」是個被弄得比較混亂的概念。我曾看到一份地方政府刊物誇耀地說當地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一部電視系列片則把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稱之為「人類歷史上最高尚的原始積累過程」！在這裡「原始積累」儼然成了褒義詞。另一部電視系列片在列舉了深圳當時的一些「缺點」，如現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對打工妹的性奴役現象等等之後，話鋒一轉，大談起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所謂「羊吃人」現象，說是那時死了「成千上萬」人。言下之意是：我們這點「代價」 與之相比就算不了什麼了。
「原始積累」一詞被人們認為出自馬克思。大家都知道馬克思那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這句話正被人從兩個方面來引用：過去人們為抨擊「資本」而痛斥它的「血和骯髒」，而目前更多的則是因嚮往「資本」而對 「血和骯髒」也見怪不怪了。馬克思書中的原始積累被看成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於是我們這裡的原始積累也似乎成了「市場經濟初期」的理所當然。
這是個歪曲。馬克思從未把「原始積累」視為早期資本主義，他甚至沒有用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一詞！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講的是「資本構成不變時對勞動力的需要隨積累而增加」、「在積累進行中可變資本部分相對減少」以及「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的累進生產」等等。這裡並未提到「搶來本錢做買賣」的種種行為。第二十四章是所謂「原始積累」，它開篇即明言「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即亞當·斯密所說的Previous accumulation」。Previous是「在……以前」之意，Pre vious accumulation即「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積累」。我國現行斯密著作中譯本多譯為「預先積累」，它與「最初的資本主義積累」完全是兩回事。馬克思以德文寫《資本論》時把英文Previous換成德文詞ursprüngliche(原始的)，它表達的仍是斯密的意思。因此馬克思明白地說，「所謂原始積累」並不是「貨幣轉化為資本，從資本生出剩餘價值，從剩餘價值生出更多的資本」這樣一種積累，即它不是「資本主義積累」，它產生於尚無所謂「剩餘價值」的那個時代，即「資本主義史前」時代。
馬克思之後直至二十世紀初的文獻中也沒有「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之說。列寧傳世著作中提到「原始積累」不下十次，也是沿用的馬克思的提法。如早期的《什麼是「人民之友」 》中說：「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至少在英國有過……所謂原始積累……。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起來，則……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變(變為資本)，就要採取新的形式。」後期的著作中也強調「必須把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本積累和所謂原始積累區別開」。
到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俄在戰時共產主義條件下借「紅色恐怖」之勢實行「餘糧收集制 」，無償奪取農民糧食來供給蘇俄創業所需。為了替這種作法尋找理論依據，著名布爾什維克學者B.M.斯米爾諾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積累」之前先要有「所謂原始積累」的說法，認為「社會主義積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積累」，他稱之為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以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相區別。這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這一提法之始。這個「兩種原始積累」論很快為當時蘇俄理論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過渡時期經濟學》中使用不少篇幅把「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作比較。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新經濟學》，是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問題的著作，其中也有大量關於兩種「原始積累」之比較的論述。該書認為，正如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曾以搶來本錢做買賣的方式獲得前提條件一樣，社會主義蘇俄在國營經濟能按計畫經濟規律實現「社會主義積累」之前，也要先以強制手段「剝削」農民來建立國營經濟，這一過程「在同社會主義生產的關係上的經濟實質正像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在同資本主義生產的關係上的經濟實質一樣 」。唯一的區別是：由於蘇俄國家具有更大的強制與壟斷權力，因而其「採用非經濟的強制方法進行的積累」能力更大。同時由於蘇俄沒有可供「剝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對本國農民搞「原始積累」。所以蘇俄國家的任務不是從小生產——農民那裡「拿得比資本主義從他們那裡拿得更少」，而是要比後者「拿得更多」。
顯然，從斯米爾諾夫、布哈林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們講的「原始積累」與馬克思講的一樣，都是在某種生產關係建立之前(而不是建立之初)的強制聚斂，即布哈林講的「過渡時期的『超經濟』強制」。它與這種生產關係(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回事。正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說：過去的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範圍之外的積累」，而今天蘇俄搞的原始積累是「社會主義積累」之前的事。之所以加上「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定語只是為了區分兩種「原始積累」的用途(是用來做買賣還是用來搞計畫)。然而，把「原始積累」這個令人聯想起「血和骯髒」的概念與「社會主義」相聯繫總讓人覺得不舒服，於是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以後便不再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個術語。到三十年代斯米爾諾夫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等人作為托派被鎮壓後，這個術語便在蘇俄消失了。然而原先為與它相對而產生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一詞卻留了下來，而且為顯示資本主義的「血和骯髒」，它被使用得更頻繁，以至於取代了馬克思用的「所謂原始積累」一詞。
而從俄國人那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驅者，自一九二０年赴俄的瞿秋白始，便把俄國人創造的這一術語譯作「資本主義中『最初積累』」。於是在斯密與馬克思那裡本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即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種種野蠻行徑，便成了「資本主義中」的東西。延及於今，原為市場經濟以前的即非市場經濟性質的一系列惡行，也被理解為市場經濟中(至少是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中)的題中應有之義了！
總之，所謂資本主義積累就是在市場機制下把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而所謂原始積累，按馬克思的說法，則純屬一些在邏輯上與市場機制無關的搶劫行為，諸如強迫勞動、圈地運動、獵奴與海盜行為、憑權勢強佔公產、搶劫黃金等。顯然，這兩種積累之別是性質之異，而非數量之差。而資本主義與「原始積累」並無邏輯聯繫，但卻有經驗的聯繫：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搶來本錢做買賣」，即用非資本主義的野蠻手段創造資本主義的「史前」基礎的事。
即使如此，「做買賣」的時代也並非都從「搶來本錢」開始，而「搶來本錢」也並不是都去「做買賣」，用這些本錢搞壟斷和統治更順理成章。 過去許多論述把「原始積累」描述為彷彿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必經階段，這在理論上與歷史上都遠非如此。如前所述，馬克思明言的「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 這一命題只是一個「假定」。英國經驗符合這一「假定」，但馬克思並未因此就把它上升為 「規律」——儘管他喜歡用這個詞是人所周知的。而列寧也只是說「所謂原始積累」「至少在英國有過」。
不僅如此，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寧經常強調的一點恰恰是資本主義發展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通過「原始積累」以強權與暴力剝奪小生產或侵佔公產的「普魯士道路 」(在一些場合列寧也稱為英國道路、義大利道路等)；另一條是擺脫壓迫與強權後的自由小資產階級公平競爭、經濟分化的「美國式道路」。據說這後一條道路能使「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生產力在工人和農民群眾處於商品生產下一般可能的最好的境況下最迅速而自由地發展」。無論這一說法在史實上能否成立，至少在理論上表明這時的列寧並不認為「搶來本錢」是資本主義起步的「必然規律」。只是到了二十年代，為了強調蘇俄當時進行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具有歷史合理性與道義正確性，「原始積累」才被抬到了「規律」的高度，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們在大講「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的同時也就把「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規律」化了。
從史實而言更難把「原始積累」說成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必然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