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認同「文革」對「帝王將相文藝」的「左」傾討伐，但如果「帝王戲」越過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榮」，恐怕也不正常。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從80年代起，史學界與文藝界都一反民國以來對「滿清」的貶斥，競相掀起歌頌清代帝王的浪潮。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爾袞、孝庄文皇后，個個雄才大略，人人奮發有為，聖明君主之多開歷朝未有之盛。這種全盤否定遠古傳統與極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潮並存現象很耐人尋味。90年代後，「大清頌」的調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現「滿台大辮子」、「五個乾隆（或七個慈禧等等）鬧熒屏」的景觀。這裡除了市場經濟中娛樂文藝自然繁榮的成份外，因迴避現實的遁世自娛式「說古」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戲說乾隆」式帝王劇在大陸出現了青勝於藍的流行，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近來帝王劇出現了新景觀，這就是號稱「歷史正劇」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資、高檔次、權威參與、「大片」派頭、輿論宣傳加上市場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熱」。面對這個滿口現代話語的有為之君大紅大紫，一些史學家乃至愛新覺羅後人紛紛作證說雍正的「政績與人品」的確偉大，該劇從「大的氛圍」、「歷史事件」直到「器物層面」的細節都很「真實」云云。倒是據說改編所自的小說原作者二月河委婉地表達了他對這個「高大全」 的雍正難以認同，對電視劇「把雍正塑成無私無畏的、一點缺點也沒有的人」頗有微詞。
的確，電視劇中的雍正與二月河小說中的形象已判若兩人，而與歷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萬里。應當說這部片子在藝術上還是比較精彩的，要求創作的作品完全真實而不虛構更無必要。問題在於該劇編導打著「歷史正劇」的旗號，否認是在「戲說」雍正。該劇也確實是按照極鮮明的價值取向來編排的，並非消閑性的「戲說」可比。然而該劇不僅遠離歷史的真實，而且這一遠離所體現的取向更屬落伍。從「戲說」乾隆到「歪說」雍正，標誌著近年來帝王劇景觀的一個新發展，而如果說遁世的「戲說」本無害，欺世的「歪說」就更無益了。予以辯正，誠屬必要。
雍正是不是無私的「道德皇帝」？
歷史上的雍正政績雖無劇中誇張的那樣顯赫，但應當說還是個有為之君。傳統史觀因其殘暴而抹殺其政績的確不公，近年來史學界在這一點上是幾成共識的。然而在專制的「家天下」，有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奇。如唐太宗的殺兄誅弟、霸佔弟媳、逼父奪位，武則天的連殺親子乃至親手掐死自己的女兒，明成祖的叔奪侄位、株連「十族」，隋文帝的謀殺小外孫而篡其國，等等，就反映了絕對權力導致絕對之惡的規律和專制極權具有的「道德淘汰機制」。歷史上九重之內的宮廷陰謀、厚黑者勝，是不勝枚舉的。今天的歷史觀沒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國能力與其「得國之正」混為一談。過去人們以雍正「得國不正」而漠視其治國之績；如今的電視劇為張揚其治國之績而把他的「得國」說得高尚無比，其實都是基於同一種陳腐觀念。
當然更重要的不在於觀念而在於事實。與歷史上的其他「得國」 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點在於他的「得國」不僅在後世常受譴責，而且在他在位時就有「流言」頂著嚴刑峻法而四處播散。為了平息指責，雍正挖空心思寫了《大義覺迷錄》一書以自辯，我們今天看到的電視劇就是以這本奇書中的雍正自道為基礎而進一步拔高的。
根據這種說法，雍正本無心於大寶，只是目睹時艱，「為社稷百姓著想」，又受了父皇囑其改革除弊之重託，才勉承大任，做了這「有國無家」、嘗盡「人間萬苦」的社會公僕。而他的政敵則個個陰險惡毒，以私害國害民，大搞鬼魅之伎，與他不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線鬥爭，而且有善與惡、光明正大與陰謀詭計的人品較量。他們不顧雍正的寬宏大量，怙惡不悛，死不改悔，不僅在雍正繼位前妄圖篡國，而且在整個雍正年間都猖狂作亂，從煽動社會風潮、策劃宮廷陰謀直到發動軍事政變，為破壞「新政」、謀害雍正而無所不用其極。而雍正在忍無可忍時才發動正義的反擊，但依然寬宏待敵，仁至義盡。通過雍正自己粗茶淡飯，卻給大逆犯曾靜享用豐盛御膳、自己大義滅親殺愛子，卻對主要政敵「阿其那（狗）」不忍加誅等「感人場面」，電視劇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愛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蕩皇恩！
這樣的歪說也未免太離譜了。封建時代的宮廷陰謀往往成為千古之謎，說法眾多難以統一併不奇怪，可是在雍正問題上無論怎樣眾說紛紜，嚴肅的史學家沒有一個會相信《大義覺迷錄》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評價雍正政績的人在內。因為該書的拙劣編造早在當時就已是欲蓋彌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為禁書。正如我國一流清史專家集體編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簡史》（多卷本《清代全史》簡編本）所說：「由於胤禛與隆科多合謀取得帝位，事出倉猝，密謀不周，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後，花了很大氣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義覺迷錄》就是其中一個典型。」對這樣一種連雍正的兒子和指定繼承人都羞於示人的編造，這部「歷史正劇」的編導卻不僅全盤接受，還錦上添花，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馮爾康先生是國內史學界倡導給雍正翻案的代表，曾譽雍正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比較傑出的帝王之一」。但馮先生對雍正偽造歷史的劣行也深有體會。中國素有標榜直筆的「史官文化」，雖然實際上歷代帝王都干預修史，造成「實錄」不實，但像雍正那樣不僅偽造歷史，而且塗改檔案，偽造史料，則還是罕見的。在對照了雍正「加工」過的《硃批諭旨》、《上諭內閣》等檔案與故宮中倖存的原件後，馮先生也感嘆曰：雍正「愛改史料，實是一個大毛病。」（馮著：《雍正傳》522頁）宮中檔案尚要改，何況《大義覺迷錄》這樣的宣傳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種愛好當然不是閑得無聊，實在是他虧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國」而言，雖然九重之內的許多細節已成千古之謎，民間種種流言也未必可信（如改康熙遺詔「傳位十四子」為「傳位於四子」之說顯然不實），但今天已能確證的事實是：
第一，康熙暴卒於暢春園時，胤禛與負責警衛的隆科多控制著局勢，真情如何只有他們二人清楚。而《大義覺迷錄》所講的「八人受諭」（即雍正到暢春園以前康熙已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下達了傳位詔諭）之說純屬編造。他為何要編造呢？
第二，所謂「康熙遺詔」的漢文原件現仍存故宮內第一歷史檔案館，它之為雍正偽造是鐵證如山的，馮爾康先生也指出：「毫無疑問，這個詔書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親筆，也不是他在世時完成的。」（同上書62頁）當然，馮先生並不認同雍正「篡位」說，但他沒有解釋：不篡位為什麼要矯詔？
第三，康熙末年諸皇子在朝臣中聲望最高的是皇八子胤祀，康熙本人最器重的是皇十四子胤禵，而胤禛（後來的雍正）並無任何特殊地位，因而其繼位大出人們意料。這一背景是明擺著的。
第四，雍正即位後立即把康熙晚年的近侍、常傳達康熙旨令的趙昌誅殺，當時在京的外國傳教士馬國賢稱此舉「使全國震驚」。接著又下令要群臣把康熙生前所發的硃批諭旨全部上繳，嚴禁「抄寫、存留、隱匿」。這顯然有殺人滅口與防止秘情外泄的嫌疑。
第五，隆科多與年羹堯是雍正繼位的關鍵人物。隆掌宮禁，傳「遺詔」，而年則為雍正派往西北監控爭位主要對手胤禵的親信。即位後雍正一時不顧君臣之禮地大捧他們，稱自己不識隆才，「真正大錯了」，說隆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對年更稱為「恩人」：「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還檢討說「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如此肉麻世所罕聞。然而大位一穩，雍正很快翻臉殺了隆、年二人。尤其可怪的是殺隆科多時還特別宣稱先帝臨終時「隆科多並未在御前」。（《東華錄》雍正五年十月）當年被視為「遺詔」傳人的人如今竟被認為根本不在場！如非殺人滅口而是僅僅因為其他罪過，這話從何說起呢？
此外，雍正即位後似乎害怕康熙亡靈，棄康熙常住的暢春園、避暑山莊而不往，避康熙之陵墓而另在京城相反方向創建西陵作為自己的歸宿，等等，都是後人斷定雍正「得國不正」的根據，這一切決不是「雍正的政敵造謠」所能解釋的。
顯然，雍正謀位成功只是「厚黑學」的成就，何嘗有絲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影子！正如馮爾康先生所言，他「結黨謀位」至少在康熙五十二年（即康熙死前九年）已開始，「追求儲位已發展到不顧罹罪的程度」（同上書48頁）。當然，專制時代宮廷鬥爭無道德可言，「誰上台手腳都不幹凈」，雍正的政敵也未見得比他好。但無論胤禛還是胤祀，其治國思想都於史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