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改良
——民主化進程中的舊俄、台灣知識分子比較
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晚於歐洲諸國，卻早於亞洲諸國。從某些層面看，它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軍事的強大，地理的擴張，以及文學、科學、藝術、音樂、美術領域的星光燦爛，都是其引以為自豪的。然而，不可否認，從最基本的層次，即建立一個健全、整治、民主、蓬勃有生機、能適應現代世界的國家這一點來看，長達兩個世紀的改革卻徹底失敗了。民主遭到踐踏，在大動亂、大革命之後舊俄羅斯變成了新的「古拉格群島」。新引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歷了70年仍不能適應俄羅斯的環境。70年後，俄羅斯又一次忍受整體崩潰的打擊。
我認為，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堪稱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珂夫、高爾基等文學大師，赫爾岑、巴枯寧、奧加列夫、列寧等思想大師，是其他任何一個民族也無法提供的。那麼，他們為什麼無法拯救自己的祖國？他們在舊俄的民主化、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他們致命的缺陷究竟在哪裡？
這些問題，在俄裔歷史學家拉伊夫的名著《獨裁下的膻變與危機》一書中有精闢的回答。這本著作中，他首次剖析了幾代知識分子所犯的錯誤，而在以前，人們只是歌頌那些偉大的心靈。
早在18世紀，俄國文化的誕生以普希金為標誌。這是一種態度曖昧的文化、既受歐洲啟蒙主義的影響，又吮吸著東正教——專制君主制精神的毒汁。彼得時代，俄國文學中充滿了揭露暴行、暴力的描寫和宛如脫韁野馬的諷刺小品，但是，新的知識分子人格的產生依然遙遙無期。
葉卡特林娜二世時期，由於控制的加強，知識分子作為上層的先鋒，敏銳地感受到兩個方面的矛盾和衝突：一方面是上層的道德使命和為人民做好事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是對國家、對最高權力的化身即獨裁君主所承擔的義務。
兩者之間如何選擇？「不選擇」是不是最好的選擇？不幸的是，「不選擇」是俄羅斯的傳統，它可追溯到普希金的《奧涅金》中——我什麼也不幹，總不至於有罪孽吧？我只救出我自己，算不算一種進步呢？
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是一個醒目的標誌。獨具慧眼的別林斯基稱之為「高聳在當代文學沙漠上榮獨的金字塔」，用意顯然不在於書中對高加索山水的詩意描繪，也不在於作者故事套故事的敘述技巧，而在於「當代英雄」畢巧林本身的哲學內蘊。所謂的「英雄」，卻是一個「心靈的殘廢者」，萊蒙托夫是個嚴肅的作家，他並不把此書當作喜劇。「我的軀體中有兩個並存的人：一個完全體現了『人』字含意。另一個則是在思考、判斷著的人。」後一個「人」不斷地揭露前一個「人」的卑鄙與無恥、荒淫與無聊。他指責「我的心靈讓上流社會給毀了」，他以被上流社會驅逐來作為唯一的反抗。在那個時代，能夠如此，確實算得上「英雄」了。
「我是為了自己才愛別人，為了滿足自己心靈中的一種怪原的需求。」畢巧林的這種「愛」給他周圍的人帶來災難，他成了人間悲劇的「成全」者。萊蒙托夫不愧為偉大的詩人，他洞見了俄羅斯知識分子心靈的秘密：他們遊離於社會整體之外，是名副其實的「多餘人」。而「多餘人」在俄羅斯文學中是最為光彩照人的人物系列。
為什麼出現畢巧林這樣的「多餘人」？難道僅僅是性格的因素嗎？那又如何理解「多餘人」的普遍性？拉伊夫的發現與萊蒙托夫一樣，他用的是史學家的顯微鏡。他分析19世紀初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時認為，他們首先領悟了倫理和理智準則，並從這些原則產生他們日後的社會與精神理想。孤立與自我專註是這些年輕人成長的特權環境的不幸產品，圈子裡的人與外界隔斷，和社會上的人形同陌路。他們反對官僚作風，也看不慣國人那樣在乎物質利益。有些人朝內心退縮，沒能發揮在社會進程中起積極和建設作用的能力。在批判現有制度、譴責社會不平等現象時，他們表現出崇高的道德標準，有時還充當社會的榜樣。但他們沒有幾個人能夠順利回到自己所屬的社會中去，而只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封閉世界裡，經受夢想和幻覺的誘惑——也就是說以空談代替現實，對他們來說，那似乎是唯一的現實。到了契珂夫那裡，他們都被關進了精神病院。
赫爾岑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思想界的領袖，即使是列寧也把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了看作舊俄的「思想庫」。拉伊夫第一次對赫爾岑及其集團提出異議：這群精英知識分子一方面背叛自己的貴族出身，另一方面又不願與政府或商業社會合作，他們根據「人民」來界定自我——其實，「人民」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作為一小撮，他們在「圈子」里過著孤立的精神生活。「與農民一樣生存」只能在口頭上說說而且。正如拉伊夫不無嘲諷的說法：「除非他們顯示能為遠遠落後於俄國文明進步的農民的前途發揮何種特殊作用，否則這個目標是達不到的。」
知識分子不參加改革，緣於知識分子本身的劣根性。他們太迷戀於真理和「新啟示」，不屑於零星的改革活動。「即使布依份有採取檢查和處罰等愚蠢手段，知識分子骨子裡也不可能在帝國政權的指導與鼓勵下參加創造性活動。於是他們索性對種種改革的努力袖手旁觀。」沒有知識分子參與的改革，結果會是這樣的呢？國家倒是強大起來了，但制度的核心卻是極權主義的。「沙皇」一直是一片撥不去的烏雲，這片烏雲甚至越來越厚，「新沙皇」斯大林的可怕就超過了老沙皇千百倍。暴行無須再描述了，從詩人阿赫瑪托娃的詩句中就能感受到：「恐懼和緩斯輪流／在失寵的詩人家中值日液來了響時黎明它不知。」
暴政是夜，民主是晝。但舊俄知識分子向來不太重視民主的意義，這也跟舊俄的傳統有關。舊俄信仰那些最有終極性的理想，如絕對的善、最後的真理等等。這在陽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因此，中間性的、過渡性的、用以制衡惡的、承認人的局限的「民主」，在舊俄知識分子眼裡變得非常次要了。他們不理解，民主作為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是被現代經濟生產所呼應的，民主雖然僅僅是一種不太壞的生活方式，它本身也有太多的弊端，但與獨裁相比，它畢竟是一大進步。參與民主的進程，比起袖手旁觀來，哪一個是更好的選擇呢？
袖手旁觀一陣就要捲起袖子來放火了。孤芳自賞，和外界隔斷，一心等待通過社會革命來一次劇烈的徹底的大變革的知識分子，逐漸對「守株待兔」感到絕望。為了堅持最終目標，他們反對任何妥協方案和溫和改革，拒絕參加當時正在逐步形成的公民社會。拉爾夫的分析是準確的：「既不能接受任何不按他們條件進行的改革，他們便採取不妥協的反對態度。這是知識分子深刻的本性使然。」
當民主被懸置起來以後，虛無主義和激進主義便泛濫起來，異化的激進知識分子的仇恨強烈而冷酷無情。這種仇恨超過了法國大革命的仇恨。不管社會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除非專制獨裁徹底垮台，他們不會甘心罷休。加級寫過一部重要的劇本《正義》部，主人公正是一群從事暗殺活動的舊俄青年知識分子。悲壯的獻身精神是否能維繫十業的正義性？這是加級所懷疑的。拉伊夫發現了這個懸崖：「從這個方面看來，不是激進知識分子的行動而是他們的思想帶有被權主義色彩。」
1881年3月1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黨成員暗殺。那聲槍響已然預示著舊俄將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天下，儘管那時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還只是星星之火，列寧主義還未成形。就像君主獨裁由於它在專制政體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改變，激進知識分子的立場也註定一成不變。這樣，一面是獨裁的沙皇，一面是激進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俄國社會對立的兩極。這兩極都不接受民主。於是，悲劇便誕生了。
當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給自己套上絞索的時候，再想掙扎已經遲了。革命首先毀滅的便是知識分子。相反，知識分子的生存依賴於民主制的保障。詩人曼德爾塔姆這樣描述當代的生活：「它們宣稱它們的事業與人無關，它們需要利用人，像利用磚石。水泥一樣地利用人來建設，而不是為著人。社會的建築是以人的規模為度量的。有時，它也會與人相敵對，用人的屈辱和渺小來滋養官的偉大。」斯大林消滅了托爾斯泰，這是俄羅斯最大的災難。
民主的困局一直延宕到周世紀末，蘇維埃聯盟的解體，也是「兩極對立」的思維的解體。新俄羅斯開始的民主嘗試是艱難的，要把為「真理」而奮鬥的傳統扭轉到為「民主」而奮鬥上來，不是立竿見影就能辦到的節。在新俄羅斯，拉伊夫所讚賞的「有根」的專業知識分子漸成氣候。在「白銀時代」，這類知識分子勢單力薄，未能幫助公民社會產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價值。原則與實踐經驗的完整的意識形態，藉以引導它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發展，而今天，這一切似乎又成了可能。
專業知識分子與民